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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成最安全省份 去年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近96%

2013年10月11日来源:京华时报 编辑:陈剑锋我有话说

  专职调解员老杨(中)为群众化解矛盾。警方供图

  今天,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纪念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做出重要批示。半个世纪过去了,“枫桥经验”并未消失,反而焕发出新的活力。近些年来,浙江省一直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成功造就了“平安浙江”。去年,浙江全省排查各类矛盾纠纷41.4万件,成功化解40.51万件,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达到95.93%。

  事例

  为友找牛被顶伤赔偿差异致反目

  10月8日,浙江诸暨的江南小镇枫桥镇,58岁的魏欢根和多年的好友郦建苗像平常一样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外人看不出,两人曾经差点对簿公堂。

  魏欢根是枫桥镇魏廉村村民,郦建苗是该镇先进村的村民,因为做贩牛生意,两人相熟多年。去年12月份,魏欢根正与3个同行喝茶时,郦建苗打来“求救”电话。他杀牛时捅了一刀,但牛挣脱绳索逃脱,郦想要魏帮着找牛。魏欢根等人在山上找到了这头牛,狂牛冲向众人,魏躲闪不及,被牛顶了两次,腿部严重受伤。事后经鉴定,魏欢根为10级伤残。虽然过去了近10个月,魏欢根昨天走起路来仍有点跛。

  郦建苗付了魏欢根的医疗费,先后4次看望对方。魏欢根认为自己因伤无法工作,要求对方赔偿6万元,郦建苗称只能给5000元。虽经多次商谈,但双方目标相差甚远,一对多年的好友眼看就要反目成仇。

  知名调解室帮忙俩好友重归于好

  魏欢根的外甥女劝他找老杨调解室调解。在枫桥镇,提起老杨和他的调解室,几乎家喻户晓。老杨今年63岁,真名杨先照,1986年来到枫桥派出所从警。2008年,老杨调解室在枫桥派出所内正式成立。3年前,退休的老杨成为一名专职调解员。截至目前,老杨调解室已经调解了360起纠纷,成功率达到97.85%,涉及金额达到170多万,只有1万元因为当事人出去打工没有兑现,其他钱款全部结清。

  今年8月12日,在外甥女的陪同下,魏欢根来到老杨调解室请求调解。就在同时,郦建苗也找到枫桥老娘舅调解中心请求调解。老杨联系当地的社区民警,补做笔录材料,并与司法所、枫桥老娘舅调解中心联手调解此事。

  “调解首先要确保依法进行”,老杨说。老杨告诉郦建苗,从法律角度来说,由于牛是他的,他要承担民事责任,但两人毕竟是朋友,又不是故意的,故应适度。经过多次谈话,郦建苗同意将赔偿提高到5.12万元。

  对这个调解结果,两人都表示满意。魏欢根说,他开始抱着如果调解不成就上法院的想法,“打官司麻烦,请律师都要花钱”,魏欢根还觉得,如果告上法院,两人的关系就彻底完了,“我们又没有讲不过去的事”。经过调解后,两人仍然是好朋友,“该喝茶喝茶,该聊天聊天”。

  概况

  枫桥有300名调解员以法说理化解矛盾

  在枫桥镇,老杨调解室并不是惟一的知名调解室,老朱调解室、江大姐调解室同样有较高的知名度。“调解”一词已经遍及枫桥的每个角落,深入枫桥骨髓。

  枫桥镇设有调解分会,隶属诸暨市人民调解委员会总会,67岁的屠建华是分会会长。屠建华曾当过副镇长等基层官员,1999年从事调解至今。他说,除了分会,还有各个项目的调解中心,如交通事故调解中心、劳动调解中心、消费维权调解中心、医患纠纷调解中心等。

  调解分会共有6个人,该镇28个村每个村有5到10名调解员,18个企业每个企业有3到5名调

  解员,“全镇有300多名调解员”。以新择湖村为例,村里的调解委员会有5个人,基本都是支部委员,还外聘了两名“老娘舅”调解员,负责接待和先期调解。若他们调解不了,再由村里的调解委员会出面。两名外聘调解员年纪较大,每个月补助1300元,而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并不再另外补贴。

  屠建华说,枫桥还有千千万万“老娘舅”调解员,“若两家邻居有矛盾,临时找一个双方认可的人调解,他们都是调解员”。

  屠建华目前每月有5000元退休金,当调解员每个月的补助只有1800元,“我不是为了这点钱,主要是想为群众做点事”。屠建华说,30%的调解员都是基层退休人员,他们社会生活经验丰富,能让人信服,“这也是叫‘老娘舅’的原因”。对于村里的调解员,每年还会进行两次的培训。屠建华自己还买了不少法律书籍,“边干边学”。

  “调解为何经久不衰,有4个‘用’字”,屠建华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总结出了一套心得:用心调解,就是要有责任心;用法律开道,要以法律为依据;用感情化解,如果没感情,积极性就不高;用道理说服。

  他说,“枫桥经验”的精髓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主要靠调解”。

  历史

  “枫桥经验”传遍全国浙江成为最安全省份

  “枫桥经验”诞生于1963年,当时全国正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四类分子进行改造,枫桥被定为诸暨市试点之一。同年10月,公安部发现枫桥没有捕人,立即向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主席汇报。毛主席肯定其“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公安部调查后起草了《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即“枫桥经验”,其主要精神是“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以说理斗争的形式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同年11月22日,毛主席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2003年,在枫桥经验纪念大会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强调,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2004年5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作出了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扎实推进平安浙江建设。

  2003年至今,“枫桥经验”进一步向法制建设推进。诸暨市政法委副书记杨永水称,主要是法制建设等各方面的创新,如何化解方方面面矛盾等。

  2006年至2008年,诸暨市政府与西北政法大学联合开展“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管理项目研究。目前,西北政法大学已将“枫桥经验”搬上研究生院讲台,进行系统研究。

  10月9日,浙江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平安办主任朱贤良表示,“枫桥经验”尽管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但其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始终没有改变,就是:发挥政治优势,相信依靠群众,加强基层基础,就地解决问题,减少消极因素,实现和谐平安。

  他介绍,浙江省相继创造了综治工作中心、综治进民企、“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等模式,赋予了“枫桥经验”新的内涵。数据显示,2012年浙江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达到95.93%,连续9年保持在较高水平,被公认为全国最安全的省份之一。

  声音

  枫桥经验是中国基层法治的经验,对于发展和健全中国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

  “枫桥经验”之所以是一面旗帜,原因就在于它能够与时俱进。新时期的“枫桥经验”已经从犯罪预防扩大到各方面,凡是需要稳定发展的地方就有“枫桥经验”,这就是其生命力之所在。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现任新疆政法委书记熊选国

  “枫桥经验”提出了调解是解决社会纠纷的主导方式,而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终途径,对于社会纠纷倡导事先预防而非事后惩戒,其多元化解决社会纠纷、自我化解地方和区域矛盾的经验对我们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建设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司法部司法研究室主任王公义

  “枫桥经验”有特立独行的地方。它启示我们,如何根据本地的乡情民情去治理地方。这代表了一种独立的精神、自治的精神。是本地的经验与法治的结合。而如何在这种乡村治理的观念与法治间追求某种统一正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模式。

  ——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

  记者袁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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