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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生猪养殖户:国有公司以环保名义收钱

2013年03月27日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编辑:陈剑锋我有话说

  嘉兴养猪的三大困惑

  嘉兴市是浙江省生猪主产区。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末,嘉兴全市生猪存栏282.91万头,在5年后,这个数据递增到734万头,目前生猪养殖场户近13万个,出栏规模50头以下的养殖户占89%。

  养猪、育肥、屠宰、加工等各个环节都对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高密度养殖一方面导致猪的死亡率升高;另一方面,猪的粪便、尿液等废弃物以及对死猪的处理需求也超负荷运转。

  肉贱伤农

  “没有人愿意再养猪了!养猪就是赔钱,就是说你喂下去6块钱的饲料,换不回价值6块钱的猪肉。”在嘉兴市新丰镇金丰村养猪的陈智勇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江苏盐城的万兴表示,养一头猪的投入包括:买仔猪、饲料、种疫苗、设备水电、兽药、人工费等等费用,成本大概是1000元/头。据万兴介绍,养猪4年,就2011年赚了些钱。“至少要750元/100斤才能够保本,而目前市场上猪头价格只有500多元/100斤。”在浙江湖州练市,去年年冬天的收购价860元/100斤,而现在已经跌到了620元/100斤。

  在嘉兴的新丰镇竹林村,村支书陈云华为记者算了笔账:猪肉保本价是670元/100斤,但目前市场价格是600元/100斤。在养殖过程中,成本主要有阉割费、卖生猪有中介费、抓猪费(指抓猪的人工费)7元/头、排污费10元/头(2012年开始收取),再加上母猪喂养成本、小猪死亡亏损,算下来养一头猪要亏损100~200元。

  今年春节后,猪肉进入传统需求淡季,价格暴跌而饲料价格上涨,养殖户两头受迫。在猪肉价格持续波动中,生猪养殖产业链中能稳定赚钱的有以下几类:一是卖饲料的,二是杀猪的,三是收购毛猪的中介。此外还有一类,在本地称作“嫖猪”——联系买猪的客人,再将猪农手里的猪低价买进,喂养极短的时间后,联系客人将猪卖出,一般这样的人会在行情好的时候活动频繁,市场不好也就很少参与。

  也有散养户表示:“猪贩子在收购毛猪后,再加上20%毛利卖给政府。我们希望国家出台最低保护价,这样才不会导致肉价暴涨暴跌。”

  “肉价的剧烈波动和炒股差不多,”一位散养户对记者抱怨说,他希望各村的养殖户可以组成公司,像山东、江西的养鸡专业户那样通过“公司+农户”的模式与市场谈判,而不是任市场决定。

  面对这样的市场,盐城万兴的难题是:已经投入了几十万,盖起了猪舍,还养了很多母猪,不能就此作罢,虽然亏损,也得继续坚持。

  去年8月,农业部下发通知规定仍将发放能繁母猪补贴,标准为100元/头。这延续了2011年的标准。该规定明确,所有拥有能繁母猪存栏的规模养殖场、养殖户、种猪场和散养户均能享受补贴。补贴资金按照不同地区由各级财政承担,包括浙江、江苏在内的东部地区有地方财政承担,安徽等中部地区由中央财政负担60%、地方财政负担40%。

  但对于各地的养殖户来说,普遍反映这部分钱并没有及时拿到,要么是拖欠一至两年,要么只发放一部分。

  “三废”处理费怎么收

  嘉兴新丰镇的养殖户孙家钢,养了13头母猪,他最近几天收到了2011年的补助,但只有650块,另附了一张收据是:嘉兴市汉塘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汉塘公司”)生猪三废处理的收据。“这种行为是打着环境治理的旗号,收老百姓的钱。”

  汉塘公司是干什么的?

  在浙江嘉兴的新丰镇,养猪过程中产生猪粪、尿液等废物的处理系统,由国有的环保公司运作,这些环保企业为村民修建沼气池、排污管道等治污设施,费用主要由政府分担,村民出少部分钱。除基础设施外,对于随时产生的养殖废物,工作人员会上门收集。比如每个村都设有鲜猪粪处理中心,最后发酵成有机肥,统一收购、销售。此前,新丰镇的养殖户也并没有对这些服务缴纳过费用。

  而从去年中开始,汉塘公司成立,专门处理生猪“三废”,按照商品猪出栏的标准,对养殖户实行10元/头的标准收费,收费方式是一刀切,统一征收。出任该公司负责人的正是竹林村前任村支书胡文庆。

  陈宏伟曾经在苏州养过12年猪,现在新丰镇承包的养殖场有450头规模。他对汉塘公司收取的“三废”处理费想不通。按照他的经验,在苏州、南通、如皋等地,对于养殖大户,本地政府都没有收取这笔钱。

  “今年汉塘公司将这笔费用涨到了20元/头,现在的情况是在一头猪报检时要收10块钱,在卖掉时打检疫票前,又要加收10块,现在养一头猪至少要亏损100元,再加上这20元,我们承受不起。”陈宏伟抱怨说。

  相比陈宏伟,新丰镇金丰村刘天柱的养殖规模要大得多。“以前把一头猪养到125公斤卖掉,这个过程中不收费,最多收取两三块钱的检疫费,而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我每年要多给汉塘公司交10万元左右。”

  在刘天柱看来,汉塘公司名义上收取的是“三废”收集处理服务费,但实质是对每头猪进入市场收取的“人头费”。按照他的估算,从去年中成立以来,汉塘公司针对新丰镇的养殖户已经收取800多万元的服务费,而今年至少会有1600万元的进账。

  不过,竹林村支书陈云华表示收费正常:“虽然目前养猪亏本,再加上环保压力,但在收取排污费时农户们大多没有抵触,都很理解这是为大家的环境做贡献。”

  强制减产后果严重

  为了控制规模,嘉兴正通过划定禁限养区、严控区外过路猪等政策调减生猪饲养总量,海宁、平湖等多地也推出了类似政策。

  新丰镇副镇长黄军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我们已经打算三年以内,要求关停部分养殖场。实行生猪减量体质发展,压缩总量,在县区精养区,3年内不翻建扩建猪舍,并关停部分养殖场,另给猪棚转产补助,引导农户转产转业。”

  黄军预计,压缩后,新丰镇的存栏量将从现在的25万头压缩到15万头,3年内,现有养猪的4.5亿的产值,将会缩减一个多亿。替代养猪的有几种途径,将农户现有猪棚改造成蜗牛棚,养殖白玉蜗牛。

  “养了10来年猪,说养蜗牛就能养的吗?”陈云华说:“我们去年组织参观了白玉蜗牛的养殖户,养蜗牛技术含量很高的,但风险更大。如果蜗牛发生了疾病,很可能全部死光。”

  “养猪的小散户,在我们农业规模化和农业工业化的进程中,是首先被剿灭的对象。”一些小散养殖户对此政策反应激烈。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在嘉兴平湖塘等地,一些小散养殖户的猪舍已经面临被拆迁的命运。扩建猪棚被限制,一些没有合法手续的猪棚将被拆迁。有养殖户分析称:“有多少猪棚有合法手续?如果把非法搭建的猪棚拆光的话,猪价到几年后将翻两番。”

  事实上,在养殖业发达的国家中,除了美国推行的大规模养殖外,在澳大利亚、日本都推行的是“散养户+合作社”的模式。经济学家郎咸平近期指出:散养的小农经济模式才可以保证肉品质量,而大规模工业化养殖,因为片面追求市场利润,会导致品质下降。

  有养殖户还指出,在养猪的产业链上,牵涉了玉米大豆的种植户、饲料加工厂、饲料分销店、猪肉食品厂,当然也有很多寄生在这条产业链上的中介,中间的从业人员非常多,光靠行政打压缩减饲养规模,后果可能是非常可怕的。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赵磊 | 浙江报道 文中出现的养殖户,除宏正牧业负责人王波外,其余应受访者要求,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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