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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汶川到芦山:中国民间更快集结响应巨灾救援

2013年04月22日来源: 新华网编辑:陈剑锋我有话说

  新华网北京4月21日电(记者 许晓青 仇逸 呼涛)21日凌晨,郭刘燕蹲守在重庆江北机场一直没敢合眼。一天前,她还是重庆某房地产公司的普通职员,20日四川雅安芦山7级地震后,她就变成志愿者,接受一项“沉重的任务”——连夜转运来自上海复星医药重达5吨的抗震救灾物资。

  郭刘燕押送的救灾物资中包括3吨急救药品和2吨“千斤顶”设备。震后不到10小时,这批抗震救灾物资从千里之外的上海空运重庆,捐助和承运物资的均为民营企业。

  郭刘燕说,“5吨”这个数字,听起来可能很重,但对灾区而言还远远不够,“救灾接力”才刚刚开始。

  过去30小时内,众多民间公益物资源源不断地涌向芦山地震灾区——志愿者运送帐篷、饮用水、食物、药品等从四面八方赶赴灾区;民间捐款数字直线上升,志愿献血者激增。

  此间观察人士认为,与5年前相比,经历过汶川地震之痛的中国社会能更加迅速,理性地集结力量响应重大灾害,进入“一级响应”状态。

  “参与广泛,行动迅速,起效明显——此次雅安芦山地震中的中国民间救援,体现出社会动员体制和社会参与度的不断完善,”城市公共安全规划和风险管理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绍玉说。

  24小时待命,即将开赴雅安灾区的上海东方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在20日地震发生后仅用了短短两小时就完成了动员和集结——5辆应急救援车,48名医生,护士及后勤保障人员,4顶医学帐篷,包括破拆、搜索、搬运等救援设备,以及器械和药品也随队启程。

  这是去年末中国核准成立的16支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队之一。他们携带进入灾区的医学帐篷可以迅速在灾区搭建起“移动医院”,成为抢救、手术、康复治疗等基础支撑。

  “这样的快速集结能力,在汶川地震时是很难做到的,”救援队队长李增春说,从启动集结令到出发,队员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是根据汶川地震经验,上海世博会等大型国际活动的保障流程,最终形成的一套制度化救援规范。

  细微之处,更显温情——中华儿慈会决定赶制“救援包”,将食品,生活用品和医药用品送到灾区孩子手中;“9958”儿童紧急救助中心开通24小时救助电话,随时救助灾区儿童。

  受到地震波及的中航工业燃气涡轮研究院,在地震当日下午从绵阳送出帐篷、板床、食品及饮用水等8车物资——考虑到军用帐篷安装技术要求高,两位专业安装人员随车抵达,为灾民连夜“安家”;职工赶制的2700余个馒头也“温暖启程”。

  新兴社交媒体更成为救灾的催化剂,更多的民间公益组织通过微博,微信集结起来,快速加入到救援行列中。新浪、淘宝、一号店等纷纷行动起来,利用企业覆盖全国的网络向灾区伸出援手,网络名人潘石屹、任志强的微博则直接变成公益信息的中转平台。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在地震发生两小时内在网上发布了捐款账号和实施公益行动的倡议。

  “5年前,我走进直播间的那一刻,‘一切都是乱的’,电力,消防,医疗等信息从各方涌进来,大家都想救灾,但谁先谁后,都不知如何是好。”在汶川地震发生2小时内率先主持直播节目的四川电视台原女主播雷小雪说。

  此次芦山地震后,雷小雪在上海东方卫视主持了长达16小时的直播。她说,“如果说5年前,人们的勇气大过了理性;而现在,人们会更加科学地应对地震和救援。”

  “越聪明的民族越能在灾难中学习更多。中国人在一次次灾难中站立起来——承受损失,也在救援中积累经验,帮忙不添乱,尽职不越位,”王绍玉说,这次政府和民间的行动让我们看到,救援在巨灾面前变得更为有力、有序、完善。

  近年来,中国依靠《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对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规不断完善应急救援体系。

  今年3月全国两会上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革方案,为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的设立降低了门槛,这一制度之变未来可能“孵化”出更多的快速响应的民间救援力量。

  “从汶川到芦山,中国应急救援体系更趋成熟,尽管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完善,但人们已经看到了更加快速集结的中国力量,”复旦大学公共安全中心主任滕五晓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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