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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批准6名国军老兵为烈士续:家属未获证书和抚恤

2013年05月07日来源:京华时报编辑:陈剑锋我有话说

    国军6人获追认烈士战友仍待认可

  老兵文生明89岁了,还能看材料。

  王生才烈士的证明书,2011年颁发。

  93岁的老兵任云启已经卧床一年,因患老年痴呆,他听不见也不会说话,无法行动。

    汪家强等6名国民党军人被陕西省政府批准为“烈士”,其实是2012年3月28日的事。此时,他已牺牲74年。至今这些烈士家属仍没有拿到烈士证书。

    “这是迟到的关怀。”长期从事陕军历史研究的西北大学教师张恒如此评价。2009年,山西省平陆县的一块国军阵亡士兵纪念碑“后死碑”引发关注,张恒辗转核实到其中17人的身份,并协助遗属申报烈士,汪家强是其中之一。

    后死碑28名死难者中,确定了17人的归属,目前已经有7人获批烈士,其他10人的遗属仍在申报中。张恒说,他正打算联合遗属,采取法律手段等更进一步的措施。

    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在世老兵,许多至今仍贫病失依。

    因由 寻找“后死碑”烈属

    汪家和老人记得,大哥汪家强是1938年某天半夜被抓走的,此后便没了音讯。其时正值抗日军兴,日军前锋已抵山西,预谋占领陕西、直指西南。解放后,汪家曾多方寻找,但均无消息。

    2009年前后,张恒在走访中了解到,山西省平陆县洪池乡西郑村北的一个小沟岔里,倒地埋着一块抗日英雄纪念碑。经清理辨认,这块高1.7米的石碑上,镌刻着国民革命军177师530旅1059团3营28位阵亡将士的姓名和籍贯。但由于年深日久,碑上许多文字已经磨灭残损,难以辨认。

    随后,张恒和平陆县政协委员富平宁一道,根据碑文内容寻访烈士遗属。两人花费数月时间,走访了陕西各地,终于找到其中17人的归属,此次陕西省政府陕政函(2013)46号文件中批复的徐治帮、郝兴泗、任丙杨、吴宗树、汪家强烈士均列其中。

    纪念碑上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战斗经过。“民国二十八年春,本营奉命扼守中条山南之磨凹、坛道、朱家窑等地,x月二十三日芮城县之倭寇以步骑炮兵联合二千余,经风圪塔向我三路进犯……是役我英勇将士二十八人,俱以大无畏精神,为国家民族而壮烈牺牲……”

    心心念念70余年,直到张恒找上门来,汪家和才知道,自己的大哥参军次年便已牺牲,年仅19岁。4月12日,老人静默良久,才缓缓道出,大哥家强小名“老九”,未曾婚配,“母亲五九年就死了,一直说,没见我大儿呢……”一时老人的眼眶红了。

    汪家强等5人均为一等兵,籍贯陕西省商洛市。每位烈士身后,都留下一个家庭的伤痛。徐治帮刚娶亲半年便被抓了壮丁,从此杳无音讯,其母亲整夜哭泣,眼睛都哭瞎了;任丙杨则是因不忍儿子受苦,代替大儿子任兴福参军。

    张恒多方调查了解得知,这块石碑立于中条山保卫战的六六战役期间,1059团3营战士晨训归来途中与日寇遭遇,未及早饭便进入战场,最终毙敌数百打退敌军。营长张玉亭战后安葬28位烈士,并勒石纪念。西郑村当地百姓感怀其德,年年祭扫,老乡们口口相传,均称此碑为“后死碑”,“这场战役,陕军死亡失踪达到8800人,后死乃是英烈永存、前赴后继之意。”

    过程 申报4年后终获批

    70余年中,汪家强等28人静卧青山,不为外界所知。2009年6月,汪家和等“后死碑”英雄遗属集体前往山西祭扫墓地。为告慰先人,他们返家后即着手申报烈士。

    陕西省政府批准汪家强等人为烈士的依据是《关于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通知》(民[1983]优46号)。其中规定,对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确因对敌作战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其遗属主动提出申请,并有可靠证明者,经省政府或民政部批准,可以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对其遗属补发一次性抚恤金。

    张恒把这份文件复印给遗属们。但汪家和的儿子汪祥礼拿着这份文件找到老家柞水县民政局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这政策。”2009年,汪祥礼连续四五次前往民政局询问,均无功而返。吴宗树之孙吴祥志等人的经历与此相似,申报工作于是搁置。

    事情在2011年出现转机。王生才也是“后死碑”烈士,其侄子王崇新是陕西省妇幼保健院的名医。王崇新最初将申报材料递交陕西省民政厅,但9个月后被退回,民政厅要求他从原籍礼泉县申报。他重新走程序,并托人说项、多次催问,终于在2011年3月16日获得批准。2011年4月7日,王家收到国家民政部下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其中明确称,“王生才同志在山西省中条山对日作战中壮烈牺牲”。

    张恒立即将此消息通告所有烈士遗属。汪祥礼和吴祥志满怀希望跑到柞水县民政局,并请张恒与工作人员通话,没想到对方却称,张恒是个社会骗子,意欲借机牟利。近日说及此事,56岁的张恒仍然愤怒不已,“同是一场战斗中牺牲的,为什么不给办?我当时连律师都请好了,要起诉民政局行政不作为。”

    为争取政府部门的支持,张恒亲赴柞水与有关领导座谈交流,最终将对方说服。“我把陕军抗战的历史讲给他们听,领导最后说,只要有政策,就一定给办。”汪祥礼重新递交了申请材料,但仍然石沉大海,直到近日从网上得知获批的消息,时间已经过去了4年。

     证明 国民党也能有“烈士”待遇

    商洛市政府将徐治帮等5名抗日阵亡人员的烈士申请统一向省政府请示,文号为(商政字[2012]42号)。汪祥礼等人二次提交材料一年后,商洛才向上申报,又过一年后始获批准。

    “大家都很诧异,国民党也能评烈士?”张恒道出了社会普遍的心态,虽然1983年就有文件通知,但即便是民政系统,多数政府工作人员对有关政策也并不知情,或持抵触态度。

    事实上,“后死碑”烈士获批并非孤例。3月28日,原国民党骑兵4师12团上校团长孙荫芝,也与汪家强等人同日获批烈士。陕西省政府随后解释称,追认抗战牺牲的国民党人为烈士并非新政策,一直在执行。

    张恒介绍,国民党正面抗战的历史逐渐得到承认,1983年民政部出台的(民[1983]优46号)文件也与此背景有关。据媒体近日报道,国民革命军40军39师115旅少将旅长朱家麟是该文件在陕西省的第一位受益者,1988年获得“革命烈士证明书”。朱家麟于1938年5月11日夜率部掩护全军从江苏沛县突围,被日军围困7层,最后全部捐躯。

    多年来,张恒寻访到了100多位国军阵亡将士遗属并协助其申报烈士,“加上这次后死碑的5位烈士,大约有30人获得了批准”。张恒介绍,追认国民党烈士还存在几个方面的难题。首先,文件规定烈士需遗属申请,且为直系亲属,但大多数烈士即便能确定身份,也没有直系亲属。“他们当兵时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娃娃,没有成家,父母兄弟也早已去世了。”

    此外,申报材料须有可靠证明。“后死碑”烈士王振峻祖籍甘肃省天水市,其子王宝玺在申报时被要求提交两项证明:部队演变过程和牺牲情节。76岁的王宝玺老人十分无奈:“部队演变过程张恒老师帮我写了一个,但是怎么牺牲的谁能证明呢?都一块战死了!”他的申报材料仍未获批。

    由于陕西籍烈士占据多数且申报者众,经过多年的争取,不少地方的政策出现松动。2009年,山西省平陆县民政局为所有“后死碑”烈士各出具了一份阵亡证明,成为遗属们申报烈士的重要文件。此外,遗属们寻找到一些健在的老人,出具证明材料。以汪家强为例,证明文件来自其祖籍所在的柞水县丰北河镇政府、北河村村委会及两位同村老人。

    张恒自己也珍藏着一份革命烈士证明书,颁发时间是2005年12月30日,主人公是他妻子的外公杨世伍。杨世伍生前为国民党38军独立46旅736团2营4连上尉连长,1939年在中条山六六战役中牺牲。时任独立46旅旅长的孔从洲后成为新中国开国中将,他为杨世伍写了牺牲证明。但张恒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申报,前后也花费了数年时间。“我一直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国家有政策,咱们应该理直气壮地申报烈士!”

    动机 不要抚恤要安慰

    汪家和父亲早逝,17岁的大哥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汪家强参军后,13岁的二哥去给人家放牛,小脚母亲只好带着残疾的姐姐和自己挨家要饭。母亲死的时候,因无钱安葬,在家中停灵半个月之久。回想起幼年时所受的苦难,汪家和老人一遍遍重复,“姐是个瓜瓜(当地方言,意为哑巴),咱小,要了10年饭啊……”

    5位“后死碑”烈士原籍均是商洛农村,汪家强和吴宗树的家乡地处深山,至今仍未通公路。迫于生计,汪祥礼2000年前后举家前往泾阳县云阳镇张屯村,但仍然贫困不堪。如今,老伴卧床不起,儿媳妇精神失常,83岁的汪家和需要每天为她们做饭,照顾一切。52岁的汪祥礼在西安的建筑工地打工,近两个月只挣了2000多元。

    “为什么要申请烈士?就是为了给老人一个安慰。”为给大伯申报烈士,汪祥礼往返泾阳、柞水十余次,花费不少、失望更重,但从来未曾想要因此获得任何好处。汪家和说:“家里这个样,他也没个后人。我是想,等哪天见了母亲,得有个交代。”4年间,汪家和成天心悬此事,但得知烈士获批时,他却异常平静。

    根据文件精神,国民党烈士按规定补发一次性抚恤金。王崇新和张恒均证实,获批烈士后,家人并未得到任何物质利益。

    王生才和王振峻烈士的家属在1939年均曾收到部队来信,告知牺牲消息,但家人不愿相信,多方寻找未果。此后历次政治运动,遗属屡遭冲击,此事更无人敢提。

    王生才有兄弟6人,1937年出门打短工时被抓壮丁入伍。2007年,其六弟王生云着手修家谱,无法写四哥历史,引为终生憾事。2009年获悉烈士归宿后,王崇新即从速申报烈士。在2011年冬编撰的家谱中,王生才被放到了显赫位置,突出其烈士身份。数月后,88岁的王生云老人即安然逝去。在王崇新看来,叔父成为烈士,是给家族争光,而自己极力申报,更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王宝玺仍在为父亲的烈士身份努力。父亲王振峻当年是小学校长,主动参军。新中国成立后,陇南地下党的负责人曾与王家接触,他怀疑父亲也是地下党员身份。但“文革”时该负责人被迫害致死,王振峻的历史从此无从查考。

    “后死碑”烈士谭清海、赵天彦、傅青山等人的遗属也仍然在为此奔走,“他们其实就是为了这张纸,告慰先人。”张恒说。

    现状 将逝老兵生活贫困

    在铜川市耀州区宝剑村的一眼窑洞里,89岁的文生明老人不久前失去了老伴。老人曾经在十七路军从军6年,能准确地报出自己当年的番号:第四集团军38军35师105团1营2连。

    文生明记得,自己15岁时被父亲送去参军,1939年随部队过黄河到了中条山,“步枪刚到耳朵边”。在中条山的1年9个月中,他参加了四一七等多次恶战,成为上士班长、一等射手。“那天部队晚上偷袭日本人的炮兵团,冷娃们操起大刀穿着单衣裳就走,把他们卫生队也连锅端了。”

    说起过去的战斗岁月,文生明兴致勃勃,他曾经杀人不眨眼、亲手俘虏日本兵,也曾经九死一生。“有个甘肃人党青山(音),班长让他装子弹,一下就给打中了腰。我把他背下去,当时就死了,血染了一身,我又回去打。”

    文生明有些后怕,“没哪天不打仗,当时被枪打死了,就没了。”后来他又前往河南前线,1943年时部队被打散,他便回到家中务农。

    同在耀州区,93岁的任云启已经卧床一年多了。由于年老痴呆,他听不见也不会说话,无法行动。61岁的女儿任玉琴负责照料父亲,过于由于成分不好,老人受尽苦难,“在街上给人家扫地,只劳动不记工分,挨批斗……我哥哥成绩好不让上高中,气得不行,1965年就死了……”

    在任云启2005年写的一份低保申请材料上,他讲述自己从军的历史:96军177师530旅辎重营士兵,1938年开赴中条山,历经六六战役等大小战役60余次,最后突围时只剩19人,多处负伤。因生活困难,他请求政府给予补助。马振骜、谢维藩两位530旅战友彼时为任云启写下证明,如今两人均已去世。

    张恒介绍,目前仍然在世的十七路军将士约有100人,并且在逐年减少。他们大多数人在过去遭到冲击,生活贫困,得不到政府的认可和帮助。

    历史 3万“冷娃”战中条

    参评烈士争议的背后,是一段尘封的西北陕军战史。

    “七七事变”后,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以出国考察名义解除兵权,其所属的十七路军由孙蔚如将军率领,辖38军、96军、独立46旅、独立47旅等部。抗战全面开始后,日军集结主力攻占山西永济县城、风陵渡,意欲渡过黄河进犯关中,再窥四川。在此紧急情势下,孙蔚如主动请缨,于1938年初带陕军渡黄河东征,防守在山西永济至原曲的中条山一线。

    “背靠黄河,面对日军”,张恒介绍,3万陕军抱着必死的决心背水而战,在300里中条山坚守了近4年,始终未让日军越入陕境。“陕军就像一堵墙一样阻止了日军南进,可以说,中条山保卫战为中国抗战贡献巨大。”

    资料显示,十七路军(其后改编为31军团、第四集团军),经过血战永济、六六战役、四一七战役等多场重要战役,打退了日军11次大的进攻。与此同时,陕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1万名将士战死。

    张恒介绍,中条山保卫战后,陕军于1941年3月移防河南,镇守洛阳—郑州黄河防线。抗战胜利后,该部先后在河南巩义、河北邯郸、四川茂县全部起义,进入人民解放军行列。其中一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一部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该部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大西北等作战。1952年毛主席亲自签批命令,该部为开辟新中国石油建设,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

    中组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1984年《关于确定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中明确称,该部是我党统一战线的一个典范,虽然形式上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际上38军地下党组织是按照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改造、建设部队的。

    “这是杨虎城的部队,基本没有参加内战,他们绝大多数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国家也是认的。”张恒曾经100多次回访中条山陕军抗日战场,这支部队亲民爱民的特征鲜明,至今仍为当地百姓传颂。在平陆县一个村子里,十七路军为了不和老乡争吃井水,特意在村外沟里修了坡路,用牲口驮涧水饮用,村民们至今仍称这条路为“驮水坡”。

    张恒和富平宁等人的研究均表明,在中条山保卫战最艰苦的六六战役中,陕军被日军分割包围在黄河边,始终无法突围,最终有1000多名战士跳黄河殉国。“弹尽援绝,宁死不降。当年陕西兵被称为‘冷娃’,说的就是这种精神。”

    张恒讲述起陕军种种,多次泪流满面。“他们是为国家、为民族牺牲,为什么不能得到历史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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