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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改革大多夭折停滞回潮 局部车改易致负面激励

2013年06月13日来源:经济参考报编辑:陈剑锋我有话说

 
  青海省某单位一名驾驶员在展示领取的公务用车标识。记者 张宏祥 摄

  从第一个“吃螃蟹”的黑龙江大庆市开始,到湖北老河口车改的“一步到位”,再到轰动全国的辽宁辽阳市弓长岭区的“昙花一现”以及北京市个别乡镇试水车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先后有14个省份的部分县市进行了公车制度试点改革,但能够长效坚持的只是少数,多数试点受多重因素影响或“夭折”,或停滞不前,甚至一些试点已出现公车“回潮”。

  补贴标准设计不合理易引发质疑

  1998年2月,大庆市启动了公车改革,是国内较早进行试点的城市。记者了解到,当时大庆采用了货币化补贴的方案,按级别发放车补,部分公车留用,处级干部每月补贴1500元,副处级每月1200元,而正科级每月150元,副科120元。

  经历当年车改的一些知情人透露,补贴方案引起部分科级干部的不理解,不断有人通过各种渠道提出疑问“为什么处级干部车补是科级干部的10倍?是按什么标准测算的?”不仅如此,在实际推行中,出现有的部门改了,有的部门没改,干部车补与公车使用并存的局面。最终改革难以进行,部分单位公车“回流”。

  2008年4月,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也正式启动了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区直机关、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的公车和领导干部,都在改革范围之内。

  记者了解到,在弓长岭区车改补贴方案中,区委、区政府正职8万元/年,区人大、政协正职6 .5万元/年,区人大、政协副职4 .5万元/年,享受副县级待遇的领导、区长助理4万元/年。正科级分为四类:2.6万元/年—1万元/年不等;副科级分两类:6000元/年,5000元/年。机关里普通公务员的差旅费补贴标准,从原来每年每人1100元提高到1600元。

  然而,弓长岭的公车货币化改革仅仅实施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就因“群众对高额车补反应强烈”而被叫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韩晓青等分析,从失败的车改案例中不难看出,如果不充分考虑当地百姓的收入水平和实际承受能力,以货币化发放为形式的车改,使官员的车补与群众的实际收入形成一定的反差,往往会引发较大争议。

  缺少更高层面统筹导致受挫

  湖北老河口市薛集镇一名负责人介绍说,湖北省老河口市从十几年前就开始探索公车改革,当年率先在仙人渡镇进行试点,改革从小范围到整体推进,逐步成熟完善,除了市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公检法机关仍保留公车外,全市取消了200多辆公车。2003年基本完成改革难度最大的公车拍卖,一度被认为是“一步到位的车改”。

  记者长期追踪老河口市的职务消费综合改革,发现当地车改一方面在不断深入推进,另一方面,干部内部的反对声音一直或隐或明存在,在市纪委一些负责人的职务相继发生调整后,当地车改逐步陷入进退两难,“两三年过后又是满街的公车,车改以回潮告终”。

  老河口市纪委一位曾与车改试点工作的干部说,对于车改,往往班子里主要负责人抵触情绪大,其他班子成员反而拥护的比较多。职务消费货币化对部门主要负责人形成了最直接的冲击,他们往往以种种借口敷衍应付,或消极加以抵制。另外,实行货币化到人,部分负责同志容易产生“大权旁落”的感觉,怕失去了职务消费的审批杠杆,“管不住班子成员”。

  大庆的车改也同样是虎头蛇尾,难以进行,部分基层干部曾坦言:对于车改,科级领导干部抵触情绪较大,毕竟在基层,科级干部业务多,平时出门也相对多一些。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有关负责人说,分析老河口、大庆等试点的失败,缺乏更高层面的制度设计和政策统筹是根本原因之一。如果缺少上级有关部门的足够支持或包容,改革试点往往会因人事调整等原因受挫、回潮,乃至反复。

  个别地区“试而未推令人惋惜”

  北京市从2001年开始,在部分乡镇试水“货币化”车改。据了解,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探索采取“缩减公车数量、发放货币化交通补贴”等车改措施,参与车改的干部,依据级别得到每月1000-2000元数额不等的车补。西红门镇车改实施三年后,机关车辆由原来的30多辆削减到6辆,相关费用大幅下降。

  记者多方了解到,2004年前后,北京市相关部门曾积极推进公车试点改革。2004年7月,时任北京市纪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公车改革正在部分乡镇一级党政机关稳步推进,有条件的区县也开始积极探索。

  据统计,截至2006年,北京市至少有6个乡镇试点公车改革,分布在大兴区、通州区、房山区等区县,普遍采取了货币化补贴的车改形式。曾就车改联名提出议案的一名北京市十二届人大代表说,2006、2007年以后,北京车改试点逐渐归于“沉寂”。

  而北京市纪委有关负责人日前告诉记者,公车改革工作一直在进行,但试点乡镇的车改已中止。

  据介绍,担心“货币化补贴式车改”带来巨大财政压力是北京车改“未扩大试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农工党人士坦言,北京的车改试点曾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但问题出在“光试不推”,有停滞不前之嫌。

  中国监察学会一名常务理事分析说,一些局部式的车改试点在探索中取得了成效,但容易形成“谁改革谁吃亏”的“负面激励”作用。这是不少试点受挫、反复的重要原因。而个别试点“抓而不坚持,有时比不抓影响还要坏”,尤其让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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