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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杨绛书信被指造假 上海古籍社原社长“三问”保利拍卖

2013年06月05日来源:新华网编辑:钟晨我有话说

    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魏同贤5日致信媒体及保利拍卖公司,质疑保利此前对公众宣布拍卖的三封钱钟书、杨绛先生私人信件之中,两件写给他的都是“伪造”。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魏同贤逐一列举了保利拟拍的钱钟书、杨绛书信造假证据。与此同时,他对保利拍卖公司发出了“三问”:第一、两位通信人都还健在,为何不能挤出一点时间问问书信真伪?第二、书信涉及个人隐私,为何不尊重当事人意见拿出来拍卖?第三、能否告知“假信”送拍者姓名?不排除会对其采取进一步法律措施。

    保利“撤拍”钱钟书、杨绛书信

    记者了解到,保利公司原定于6月3日在北京举行“古籍文献名家翰墨专场”。众多拍品中,包括了“钱钟书先生评‘《围城》里的三闾大夫’文”、“钱钟书信札”、“钱钟书、杨绛至同贤先生信札”。

    日前,在102岁高龄的杨绛先生以及媒体公众的强烈反对之下,保利日前已宣布撤拍。

    不过,记者登录保利拍卖公司官网,依然可以找到拍号为3593的“钱钟书、杨绛至同贤先生信札”。这封信估价12万元至18万元人民币,内容是钱钟书与魏同贤交流《七缀集》出版情况。拍品的说明中赫然写道:“收件人魏同贤,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另一封据称为杨绛与魏同贤的通信在保利官网上没有信息。但据流传在网络上的影印件,这封书信内容是杨绛先生与魏同贤“聊家常”,并谈及了《朱雯先生纪念集》。信件的抬头即是“同贤先生”。

    魏同贤:“这是明目张胆的造假!”

    “这两封信,都是确切无疑的造假,明目张胆的造假。”早已退休在家的魏同贤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魏同贤说,他从未委托北京保利拍卖信件,因此与此次事件了无干涉。最近热心亲友纷纷告诉他,保利拍卖的书信中有两封是写给他的。听说此事,他感到非常惊讶。而看到这两件拍品的影印件后,他更感到从书法笔迹到书信内容都破绽百出,属于故意造假。

    魏同贤对记者回忆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为出版钱钟书先生的《七缀集》曾与之频繁通信。钱先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他寄信寄书。这些书信因为大部分涉及公事,都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归档了。其中仅有几封信属于两人私人通信,如今珍藏在家中,“我绝对不会拿出来拍卖,绝不会拿这些书信去谋利。”

    魏同贤指出,保利所拍信件漏洞不少。首先,钱先生字迹圆润俊秀,书卷气浓厚,但造假书信却笔力生涩,了无生气,显系画虎不成之作。

    他还指出,书信内容中的细节大多都是错的,例如钱钟书《七缀集》的出版时间、委托买书等等。而另一封杨绛信件更是子虚乌有。

    “我从未与杨绛先生互通书信。而且杨绛先生也不会和我这样一个不太熟悉的晚辈写信聊些家常。这样造假很荒谬。”魏同贤说。

    书信为何堂而皇之“上拍”?

    魏同贤说,这两封书信都是伪造无疑。他4日已致函北京保利拍卖公司,要求了解送拍人姓名信息,不排除会采取进一步措施,以追究损害其名誉权的法律责任。

    同时,他也感慨地说,此次拍卖钱钟书、杨绛书信事件,掀起了拍卖造假的黑幕一角。“对于依然健在的人,都有人敢如此明目张胆地造假,那么对于古人作品的造假也可想而知。”

    而拍卖公司对拍品真伪不负责任,也已是业内痼疾。魏同贤认为,保利拍卖在这次事件中有两点需要反思。一方面,公民私信带有相当私密性质,拍卖公司理应尊重,在交易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作伪、泄露隐私,以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关于这些书信的真伪,保利拍卖甚至没有“挤出一点点时间”来向当事人求证,可见其责任心淡漠。而造成的结果,就是造假书信堂而皇之地上拍,误导公众。

    魏同贤告诉新华社记者,他期待保利拍卖公司负责任地对此事给予回应,同时也保留进一步追究造假者损害他名誉权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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