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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举办转基因大米品尝会 吃前先言论审查

2013年07月26日来源:新民网编辑:李俊斌我有话说

千人试吃转基因大米更多是转基因拥趸的一场宣传活动。 (何籽/图)

  过去两个月内,除西藏、台湾等四个省区,全国各地纷纷举办了转基因大米品尝会,参与者过千人,以身试吃的目的是传递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

  两年前参加试吃的记者,没有动过筷子。在6月23日长沙品尝会现场,争议也一度发生,记者认为志愿者是被转基因利益集团收买,有利益才组织这次活动的。

  转基因问题在中国除了透明性、科学性争论之外,还开始泛政治化。为避免可能出现的混乱和冲突,品尝会组织者对参与网友的“以往的言论”进行初步的“政治审查”。

  抱着电饭煲,相互簇拥着,在北京、昆明等六个不同的城市,一个个网友于2013年7月13日这天相继走进当地的餐厅。

  千万别以为这是一场普通的聚会,这是一场力挺转基因技术的网友聚会。他们不为品尝菜肴,而是一试转基因大米。

  过去的两个月内,除西藏、台湾等四个省区,全国各地纷纷举办了转基因大米品尝聚会,参与者过千人。以身试吃的目的是传递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

  与7月13日品尝会锋芒相对的是五天后的“转基因与食品安全国际研讨会”。演讲者一致将矛头对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

  “转基因不是有风险而是有危险,释放到环境,对生态有危险,做饲料对动物有危险,做食品,对人类有危险。”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顾秀林在会上表示。

  在网络世界,反转基因派(简称“反转派”)自始至终将转基因问题与“国家利益”“民族存亡”拴在一起。

  目前来看,千人试吃转基因大米更多是转基因拥趸的一场宣传活动,从其效果来看,公众影响有一定局限性,从反转派的角度来说,还不足以打消其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疑虑。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挺转基因派(简称“挺转派”)和反转派的争论中,裹挟其中的则是摇摆不定的民众和处于强大舆论压力下的政策制定者。

  延续数月的“品尝会”

  2013年5月7日,网友“种田农民”在搜狐微博上发了一条帖子,“计划送出5袋BT大米(每人限一袋),数量有限。要求立场坚定,政治清白,相信科学!限中国大陆,私信我!”

  经方舟子等微博“大V”的转发,两天内,报名者迅疾达200人。这远超“种田农民”的预期,他的微博粉丝不到3500人。

  最终,仅有五名网友获得他的馈赠――1公斤装转基因大米一包。BT大米正是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高抗鳞翅目害虫转基因水稻品系。

  事实上,“种田农民”也是从华中农业大学(简称华农)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遗传学教授林拥军“化缘”,才获得转基因大米。林是华农转基因水稻项目的负责人,同时也是科技部转基因重大专项水稻部分的总负责人。

  “种田农民”的真实身份是林拥军的同事,在华农从事分子育种研究的“海龟”教授严建兵。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快递转基因大米的创意,大概源自2010年左右一名网友的提议,他表达了想尝尝转基因大米。

  “我是一个义务的宣传者,我不做转基因水稻研究,我研究的领域是玉米基因组学。”他在微博上如此解释自费快递转基因大米,以供网友品尝的动机。

  网友报名的积极,让严多了一份念想。5月9日,他在微博上透露,正和基因农业网主编方玄昌筹划“规模大点的志愿品尝活动”。基因农业网是刚成立的一家转基因科普网站,作为主编的方玄昌,一直是转基因技术的热心布道者,也是严建兵在网络上的朋友。

  5月19日,在珠江新城的一家酒店,广州网友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转基因品尝会一共有24人到场,除了试吃转基因大米外,还提供了转基因食用油和转基因木瓜的试吃。

  最具规模的品尝活动在7月13日到来,《北京科技报》第一次以官方身份举办品尝聚会。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此前《北京科技报》的记者曾去华中农业大学就转基因大米做过长篇调查报道,了解到转基因大米的安全性后,游说自己的单位举办一场“品尝”活动。

  此次品尝活动还邀请到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林拥军等专家。在同一天,除北京外,南宁、昆明等五个城市也举行了类似品尝会,品尝活动进入大众视野。

  “最大的特点是无组织”

  与网络上的驴友、摄影爱好者线下的聚会并无差异,组织者“石芯木鱼”回忆,“5月份的时候,听一个网友说,他拿到了(转基因大米),就来搞一个聚会,大家平时在网上,从来都没有见过面,正好借这个东西来吃一顿。”

  在方玄昌看来,组织品尝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组织。“网络上志愿者发出帖子,然后就有人响应,然后再找人跟华中农大那边要转基因大米。花了多少钱大家AA制就完了。”据悉,华中农业大学只提供大米,志愿者承担中间快递费。

  周卫东可谓是最具知名度的品尝志愿者,他先后在昆明等三地参与过试吃。他并不讳言,“99%的志愿者都是方粉”。

  事实上,网友最初表达“我们也想吃”的倾向,源自2011年方舟子发布的一张聚会“炫耀帖”:我们吃的是转基因大米。自2011年历经多次网络论战后,以社交媒体为媒,在方舟子身边,聚集了一批拥趸。

  以5月份的广州品尝会为例,参与的志愿者均来自一个规模60人的科普组织,除了研究转基因方面的科普知识,宇宙天体、生物技术等方面都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2011年5月23日,北京的首次品尝会,并不包含着如今暗藏的锋芒。志愿者们的第一印象:饭加水略多,煮得有点稀。

  “反转的事情还没有到现在这个地步,所以当时我们品尝,也就是品尝,没有今天目标这么明显。就是为了给大家表示我们本身就是愿意吃这种转基因的食品。”方玄昌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次品尝活动。

  方玄昌注意到一个细节,两年前参加试吃的记者,没有动过筷子。而在6月23日长沙品尝会现场,争议也一度发生,记者认为志愿者是被转基因利益集团收买,有利益才组织这次活动的。

  “我们都据理力争。没想到还是被自己人误解,冤不冤啊?我们参与这类活动,就是以实际行动告诉身边的人,转基因是安全的。”网友“凭窗听雨2010”表示。

  “反转派”“挺转派”对垒

  在转基因的网络对垒,这些挺转派“科学、理性”不离嘴,但“反转派”亦毫不示弱,他们富于斗争经验。

  两派之间的“对决”发生在2012年1月11日,地点是北京电视台的一档辩论节目录制现场。

  据2012年6月22日南方周末报道,当现场话题转入“转基因”时,混乱达到了最高点,大批来自某网站的观众高举反对牌,挥舞着手臂,大骂:“汉奸!卖国贼!骗子!”还有人将手中的牌子砸向场内。方舟子也怒不可遏,猛拍桌子,呵斥这帮台下的观众“滚出去”。

  “反转派”一度让品尝会组织者焦虑。方玄昌坦言,“有时候我们会怕一些极端分子混进来。”网友“石芯木鱼”担心,“最主要,怕他们来捣乱。”

  一家“反转派”聚集的网站甚至专门开辟了一个“聚焦转基因”栏目。2013年4月11日,一位作者专门发文,介绍了通过发帖、宣讲等手段进行反转基因宣传。

  事实上,转基因问题在中国除了透明性、科学性争论之外,还开始泛政治化。

  为避免可能出现的混乱和冲突,品尝会组织者对参与网友的“以往的言论”进行初步的“政治审查”,没有一位反转人士出现在品尝会现场。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网络上隔空对骂。7月13日北京的品尝会后,著名反转人士顾秀林在博客上转发了网友符文的评论,“报道(转基因)的活动是非法活动,华中科技大学(应为华中农业大学,原文如此)散播转基因材料是非法活动。”

  转基因水稻危局

  在转基因争论漩涡中,作为主管单位的农业部门已无法独善其身。

  2012年9月,黄金大米事件曝光(具体参见南方周末2012年9月18日《政府监管、伦理审查、知情同意,一个都不能少――解密转基因食品安全试验》)。当年年底,中国政府公布,项目所用“黄金大米”从境外带入时未经申报批准,此事被归咎于健康研究伦理和管理规范缺失,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无关。

  不过,“反转派”发难:既然黄金大米是安全的,为什么要偷偷摸摸进行试验?此后,转基因食品陷入舆论的围剿中。

  在此背景下,这场转基因食品品尝活动,因不具备实验的科学性,被外界解读为行为艺术。对此,严建兵并不认同,这将可能是一场标志性的科普活动。“参与式、体验式的科普,改变了以前科学家灌输式的科普形态。”不过,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转基因在安全性上已经没有争议。”

  在7月15日的基因农业网开通仪式上,中科院遗传与生物发育研究所研究员朱祯如此说道,“消费者以及公众对于转基因的问题还有疑虑。对于这些问题的疑虑,严重地阻碍国家转基因的产业化发展。”

  陈君石院士亦在7月13日的品尝会上表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失败背后,“原因是很清楚,不是科学原因,是舆论的原因,给政府的压力。”

  2006年,科技部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16个重大专项中,农业领域的只有一项转基因,后获得220亿专项资金支持。2009年5月,农业部颁发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而根据相关法律,要进行商业化种植,还必须获得育种的安全证书。但是,第二步程序却被卡住,因此无法推广商业化种植。

  按照规定,转基因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明年即将到期,如果育种证书不能获批,则需要重新走一遍第一步的程序。

  “公众的疑虑”则成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软肋。“我们国家一度在转基因水稻上是领先的,后来由于种种干扰,种种原因,丧失了一个批准它商业化的良机,这个仅有的一点优势被丢掉了,丧失了,我觉得非常可惜。”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贾士荣透露。

  7月15日,南方周末记者曾向农业部科技政策中心的相关人士求证,育种安全证书的申请程序已走到哪一步,对方以“此问题太过复杂”拒绝回答。

  方玄昌坦言,“获得这个种植的证书,在中国只有一种,就是民意,通过舆论。所以我们希望能改善当前的这种舆论环境。”

  “政策层面的事情只能由政府决定,科学家做科学家的事情。”严建兵补充说。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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