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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怎么办之一:上限下限怎么守?

2013年07月29日来源:人民网-财经频道 编辑:陈剑锋我有话说

  

  

  网络配图

  上限是通胀,下限是增长,上限突破了,百姓要骂娘,下限跌穿了,中国难图强。

  七、八月份,正是全年最热的季节,但对于履新半年的新一届政府来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挑战,却是“压力山大”,能否守住通胀上限和增长下限,大家关心,全球关注。

  按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和中央银行家的实践,通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尤其是在物质和服务供应并不短缺之时,若货币供应过多,通胀在所难免。从这一角度观察,下半年要守住3.5%的通胀上限,关键是不要过多、过快地放宽货币政策,尤其是不能总量过于宽松。

  从全球来看,随着美国经济并不软弱的复苏,美联储开始着手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元中期走强已成定局。欧元的情况复杂一些,因为欧盟经济依然低迷,下半年欧洲央行不会主动收紧货币政策,但进一步放松的概率也不大。日本的情况则需高度关注,安倍政府上台后推行的日元量化宽松政策,似乎已在发挥作用,这对于中国经济和人民币汇率均构成挑战,但是,中国仍然无须通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日本竞争,相反,日本经济进一步复苏所引发的需求增长,对于中国出口地适度增长并不是坏事。

  从中国自身来看,央行在7月19日大力推进贷款管制放开,令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虽然存款利率上限尚未完全放开,但通过资金的价格手段(利率)进行资金流向和配置调节,显然是比总量宽松更重要的货币政策取向。虽然有6月份的短暂钱荒警示,但央行非常清楚,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并不缺乏,问题在于流向,而流向可以在基准利率基本不动、但市场利率自行议价的情况下有明显改善。也可以说,随着利率市场化、尤其是现在已经实现的贷款利率市场化,央行已经部分解除了动不动就调利率的连带责任,从而可以更灵活地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进行有针对性的预调和微调。

  只要总量上的钱管住,不乱放松,推动通胀快速上升的最大变量就控制住了,除非商品和服务供应明显减少,否则通胀很难大幅攀升,即使下半年在一些具体商品门类上有一些季节性供需起伏因素,守住全年通胀3.5%的上限,并不是什么难事。

  商品和服务供应会否减少,核心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是否衰退?三驾马车各起什么作用?大家寄予热望的城镇化等新增长动力能否迅速发挥作用?我的答案是谨慎乐观。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下半年将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执政思路和改革方略,近期正初步成型,只待秋季三中全会定盘后,即可从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明年两会形成完整的执行计划。这就是说,政策性的不确定因素在下半年将变得确定,新一届政府将在继承和消化前任遗产的基础上放手施政,这将极大提升各界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全年守住7%或7.5%的GDP下限不成问题,相应的就业增长水平也不会失守。

  从三驾马车的贡献看,投资和消费仍将两头并进。先说消费,过去三十多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稳定在3.5至4.5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受政府八项规定限制消费支出等影响,消费对GDP的贡献仍然有3.4个百分点,受季节因素刺激,下半年消费对GDP增长可预期的贡献应超过3.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即使是保增长的7%下限,有一半将是靠得住的。略为麻烦的是净出口(出口减进口),今年上半年仅贡献0.1个百分点,下半年贡献仍会接近于零,因为中国进口在继续迅速增长,虽然随着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经济复苏和新兴经济体持续增长,中国出口在下半年适度增长或可预期,我们权且继续把净出口的贡献忽略。

  剩下的GDP增长贡献,就只能来自投资了,这一点其实是最不需要担心的,除非我们自陷于所谓“中国必须迅速转向消费驱动增长”的教条主义框框。今年上半年的GDP增速明显放缓,但投资对GDP的增长贡献仍然多达4.1个百分点。虽然中央一再强调,不会再采取类似2008年底那样的4万亿刺激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决策层视投资为无物。

  中央的意思其实是说,新的投资增长将不再由财政投资唱主角,而是要推进国企和民企、政府和民间、机构和个人投资的协调增长。从实际发展阶段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处于增长上升期的经济体,且不说东部的基础设施更新需求,至少中、西部的路桥港站等基础设施建设远未完成,在城镇化的大浪潮之下,整个中国涉及保障房、教育、医疗等日常需求的投资仍然有巨大缺口,在金融、互联网、电信、物流、交通、能源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机遇更是层出不穷,国企和财政投资会以适当方式和规模进行各种投资,尤其是在一些利润仍然丰厚的领域,它们的投资有增无减。至于民企和个人,缺少的不是投资的资金与意愿,而是各种投资限制需要打破,相应的法律保护需要加强。

  从政策选择上看,要守住7%或7.5%的增长下限,并不需要新一届政府使出吃奶的力气,而仅需几项关键政策切实调整到位,确保投资对GDP的贡献不低于4个百分点即可,从预期来看,实现这一目标不是难事。比如,所谓鼓励民间投资,不能多年来只停留于决策层的口头和书面表态,从下半年开始必须落实为一条条可执行的具体政策:

  一是逐步放松直至完全放开各类投资限制,尤其是那些一直以来只许政府和国企干,不许民企和个人干的事,通通放松限制,加大准入空间,并在不远的将来完全放开投资限制,让有条件、有能力的任何资金自由投资,充分发挥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是继续全面实施结构性减税计划,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的税负减轻,力度要更大,范围要更广。企业税负越轻,利润就越多,若企业扩大经营规模,必然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若员工扩大消费支出,也有利于刺激消费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增长,总之都是好事,并将最终把让利于企业的税收,以更好的方式回归社会并部分回流政府税收收入。

  让人保持乐观的是,在放松投资限制和减轻企业税负两方面,新一届政府都已开始行动。而要指望相关行动的幅度更大,核心问题在于政府职能转变和整体规模瘦身,从而减少对巨额财政收入的依赖。也就是说,守住增长下限的关键,是进一步改革能否真正让利于民、藏富于民,让全体人民、而不只是政府和国企,成为新的投资与消费增长的主力。

  种种迹象表明,新一届政府显然有这个认识,也有这个决心,接下来就是具体行动和实施时点。下半年只要央行控制货币供应总量不乱放松,政府切实放开投资限制并全面减轻企业税负,让大家形成明确的增长预期,民间投资与消费必将转向良性循环,分别贡献3.5至4个百分点以上,没有什么悬念。由此,控通胀的3.5%上限不成问题,保增长的7%或7.5%下限也不是问题,2013将因此成为中国增长的积极变阵年。

  (作者为《财经》杂志执行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文中观点仅为个人看法,不代表所供职机构的意见,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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