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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社会矛盾心态种种:恨贪官却又想“当官发财”

2013年08月12日来源:北京日报编辑:陈剑锋我有话说

  近年来,透过人们对一些社会热点事件的评价和议论,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不少自相矛盾的状况,如“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着找关系”、“抱怨看病难、挂不上号,但有一点小病也要到大医院看”、“指责房价高涨却又要借钱买房炒房”等。这些矛盾心态虽然或多或少反映了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但也有负面性,干扰着社会应有的变革和转型。这些矛盾心态为何存在?有多严重?影响多大?如何评价?又如何消除?本刊特邀请相关专家学者予以分析。

  当前社会矛盾心态的种种表现

  主持人:近年来发生的一些社会热点事件,如“富豪相亲会”、“萝卜招聘”等,引人关注,并伴随出现了诸如“痛恨富二代,但结婚又想着傍大款”,“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着找关系”等自相矛盾的社会心态。这种矛盾心态具体还有哪些表现?

  李伟民(中山大学教授):每当一个社会处于或经历着急剧激烈的变革和转变时,都时常会出现一些稀奇古怪、与常情常理不合甚至是离经叛道的怪象和乱象。其中既有物质层面的,例如怪模怪样的建筑楼房、杂乱失序的城市街道、夸张超常态的商业运作等,也有精神和行为层面的,表现在人们的行为方式与活动,情绪和心态,以及人格的类型等方面。这些被社会学家统称为“转型综合症”的现象和症状,对于社会正常健康的运行和发展有着不良的影响,也可能产生负面和破坏性的作用,干扰和阻挠了社会的应有变革与转型。对此,需要认真积极对待,既不能简单草率地应付,也不应漠然视之听任其自生自灭。

  宋惠昌(中央党校教授):在改革进程中,一些人常常呈现出某种自我矛盾的社会心理状态:一面对改革开放事业的进步表现出喜悦之情,同时,对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又感到失望,不时口出怨声;一面对官本位体制及其造成的以权谋私现象义愤填膺,但当遇到事关个人利益的问题时,又暗自欣赏这些腐败的东西,甚至寻找机会去效仿那些不正当的做法,企图以此谋取私利,如此等等。

  这种社会矛盾心态,说明我们改革开放的当前阶段,并不是尽如人意的;但是,无论如何还要看到,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来之不易,是经过了持续不断地努力的结果。如果只看到这些错综复杂而又矛盾的社会心理现象,却无视这样的基本历史事实,我们就会失去信心,甚至前功尽弃。

  阅读延伸一

  当前社会矛盾心态的基本表现

  讥讽一夜暴富,但私下里又喜欢买彩票。

  对于暴富的例子,人们往往毫不吝啬地加以讥讽:做生意一夜暴富的,肯定是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炒股一夜暴富的都是走了狗屎运。但是当人们路过彩票投注站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走进去,或多或少地买上几注,来延续自己一夜暴富的美梦。

  恨贪官,却又想“当官发财”。

  一提起贪官,大多数人都会气得眉头皱,恨得牙痒痒。然而,大多数人又向往着当官,不仅报考公务员拼得你死我活,而且认为“当官”可以“发财”。

  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起事来却忙着找关系。

  “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从这句民间顺口溜中可以听出,老百姓对用人不正之风的痛恨与无奈。但是人们为了给孩子选择一个好学校,为了给亲属找一份好工作……第一个念头往往是动用关系和金钱去打通各个“关节”。

  抨击不良价值观,但又是不良价值观的实践者。

  户口歧视、贪污腐败、封建迷信、拜金主义、贪图享乐、冷漠围观等等,这些不良的价值观每每随着新闻事件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人们都会口诛笔伐。不过轮到自己成为主人公时,还真不一定能比新闻事件里的当事人做得好。

  痛恨“潜规则”,却又希望自己是“潜规则”的受益者。

  每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都无法抑制内心对“潜规则”的悲愤。不过,谁又能否认,由于事先获知了某些“潜规则”,人们在有些时候和有些事情上也会成为“沉默的受益者”。人们痛恨“潜规则”,却又希望自己是“潜规则”的受益者。

  看不起“富二代”,但结婚时又想着“傍大款”。

  当下“富二代”的负面新闻不断:醉酒超速、撞飞行人、威胁记者、殴打无辜、炫富斗富。媒体一旦披露,天下皆随之愤然。但是当人们嘲讽、鄙视他们的同时,“傍大款”的现象也越来越多,有些地方甚至还办起了“如何嫁给有钱人”的培训班,而且异常火爆。

  此外,还有:鄙视“拼爹”,却又恨爹不成“刚”;痛恨收礼的,却盼着别人收下自己的礼;痛骂“炒房团”,可一回头又四处找寻炒卖的机会;鄙视崇洋媚外,却又总是偏爱国外品牌。 ——孙成尧辑

  社会矛盾心态又可称为“社会性的二难困境”

  主持人:如何看待当前社会中知行不一的矛盾现象?

  成伯清(南京大学教授):其实,当前社会中所谓的矛盾心理只是皮相,非实质也。我们这个社会很喜欢泛道德化,凡事都爱从道德动机上找原因。结果,就有太多理想上的“应该”与实际上的“不该”之间的矛盾。其实,理想上是不是“应该”和实际上是不是“不该”,并非有确凿的依据,有时甚至只是随便一说,无人深究。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的行事策略,往往是由特定的情境、切身的利益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并非全都基于该当如何的规范。当然,有些规范确是不能违背的,否则可能受到惩罚;但也有不少规范,似乎更多地是为人们事后解释自己的行为提供说辞或理由,也许冠冕堂皇,但实际上却与真实的行为动机毫不搭界。

  准确地讲,诸如此类的矛盾现象,应该称之为“社会陷阱”或者“社会性的二难困境”:处在此种陷阱或困境中,谁都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但几乎所有人都按照众所周知的错误方式来行事,因为按照“应该”做的方式会给个人利益带来损失,而按照“不该”的策略却可得一时之利。结果就是大家都深陷其中而又异口同声地谴责这种状态,每个人似乎在追求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实际上都普遍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显然,我们期待并乐于见到其他人首先自我牺牲,以突破这种恶性循环的格局。我们之所以不愿挺身而出,是害怕别人搭便车,坐收渔翁之利,甚至还有这种顾虑,即或许自己牺牲了,但也丝毫撼动不了整个格局。于是,所有人都浑浑噩噩,言行不一。长期处在这种矛盾状态之中,言辞跟现实之间的割裂会日趋严重。

  关键词

  社会性的二难困境

  处在此种困境中,谁都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但几乎所有人都按照众所周知的错误方式来行事,因为按照“应该”做的方式会给个人利益带来损失,而按照“不该”的策略却可得一时之利。结果就是大家都深陷其中而又异口同声地谴责这种状态,每个人似乎在追求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实际上都普遍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有些矛盾心态反映了个体渴求公正而又无力解决的状况

  主持人:这些矛盾心态,已经出现,并将可能继续存在,对此,如何解释这些矛盾心态?

  宋惠昌:我认为,当前这些自相矛盾的社会心理现象,反映的是人们由于利益诉求得不到正常解决而出现的复杂社会情绪。这些自发的复杂社会情绪,其深层次体现的是人们力图冲破社会不公正问题而又无力解决的矛盾心态。

  实事求是地讲,这些严重的不公正问题,是在权力运行中产生的,但又不是权力机关一朝一夕就能够消除的。所以,当人们面对这些事实上已经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他们只能作出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样,就出现了这种自我矛盾、错综复杂的社会心理状况,以及言行不一的做法。

  对诸如此类的社会心理现象和行为,首先应当看到,在改革开放不充分、不完善的条件下,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其次还要看到,它们并不是完全消极的东西,而是包含积极因素的社会现象。从总体上看,它是人民群众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否定,同时,也是对实现社会公正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推动。可以说,这样的不和谐社会心理现象,是消除社会不公正、创造和谐的社会心理环境的一种必要的代价。

  成伯清:对于这类所谓的矛盾现象,一经分析,其实并不如表面看来的那么矛盾。以人们在教育上的矛盾心理为例。人们一面谴责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一面千方百计地让孩子上好学校,进而加剧了这种不公平。因为优质学校的声誉和社会联系肯定好于一般学校,也就将更多优质的资源都吸引过去了:政绩工程的投入、大笔的社会捐助、优秀的教师,还有家庭背景优越的生源。现在,自己的孩子在哪里读书,几乎可以成为社会地位和阶层分化的一个标示牌。

  但,教育首先应是一种公共服务,尤其是公立学校,应该平等地惠及所有公民。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时候,首先保证重点学校以培养亟需的优秀人才,本来是出于一种权宜性的安排,到如今,这种临时性的基于效率的考量,必须让位于基于公平的制度设计。

  但凡经受转型之变的国家大都有社会矛盾心态

  主持人:目前我国出现的这些社会矛盾心态,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经历的吗?其他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矛盾心态吗?

  李伟民: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各种心理、精神和行为上的怪象和乱象,从其表面上看,确实是矛盾纠结,令人费解。然而仔细观察下来,仍可见到,其中既包含有鲜明甚至是激烈的矛盾对立和冲突,也包含有普遍以及浓重的迷茫困惑与错失;既有传统与新生、正统主流与时尚边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有面对转型现实时的理想信仰和价值上的困惑和错失,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综合症状,敏感,激越,能量大,一触即发,一发则牵动全身。

  例如,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对待钱财和富人,特别是对不义之财和为富不仁者,向来嗤之以鼻,予以鄙视甚或仇视对待;而当今人们一方面多少还恪守传统,主张对财富取之有道、用之有益,忌恨与仇视不良的大款巨富,而另一方面则渴望财富,为财富可以容忍不良与无道,并且一旦拥有了财富也往往不能珍惜和善待。没有了过去那种执著、纯粹和极致,多了似是而非、左右皆可的骑墙与摇摆。

  这种症状的产生,就如同一个人的成长发展过程中要经历诸如青春期的骚动与叛逆、更年期的烦躁和冲动一般,同样是一个社会成长发展的转型过程中所要经历的,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但凡遭遇转型之变革时大都如此,即便其中存有差别和不同。

  以拉美国家为例,综观拉美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的发展历程,其突出性矛盾显而易见,如长期的贫富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分化严重,民主化的发展并没有有效地遏制大多数国家的腐败现象。拉美国家曾经经济快速发展,但由于所实施的政策有利于中高收入阶层,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作为不够,结果加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矛盾,引发了众多的社会矛盾心态,甚至导致了激烈的社会动荡,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所谓“拉美化”或“拉美现象”。我们必须以此为鉴,及时处理好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消除人们的社会矛盾心态,走出社会性的二难困境,从而实现更好更全面的发展。

  传统社会心理对社会矛盾心态有哪些影响

  主持人:我国传统社会心理对社会矛盾心态有哪些影响?它与转型期产生的市场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哪里?

  李建华(中南大学教授):我认为,传统社会心理与当前的市场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前矛盾心态的存在,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心理动力层面上的功利心理与道义心理的矛盾。市场经济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人的一切市场行为都是由利益来驱动的。这就要求市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谋利而不是取义。但是这种重利心理与传统社会心理中一向信奉的“重义轻利”的价值是相冲突的。这是否就能逻辑地导出唯利是图的合理性?是否意味着只有追求物质利益才是高尚的?是否意味着“一切向钱看”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这些问题困扰着当代中国人,中国人处在义利冲突的二难之中。

  第二,社会心理价值层面上的国家本位心理与法人本位心理的矛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首要环节就是要培养和完善市场主体。但是,在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中,信奉的是共性至上的国家利益,集体和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法人实体与政府之间割断“脐带关系”,必须眼睛向下、盯住市场,注重自身的发展。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在现实生活中确也产生了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打着法人旗号的个人主义等消极社会心理。

  第三,社会心理预期层面上的平均主义心理与能者先富的矛盾。求富乐富是人的本性之一。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正是基于谋求富裕的明智之举。但是,这种能者先富的市场心理同传统社会心理中的平均主义是相矛盾的。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宣言,不仅导出了一种经济观,而且也导致了一种扼杀创造性的,依赖、懒惰、嫉妒的道德观。这种平均主义只讲结果的均等,不讲机会的均等,结果是“大锅饭,养懒汉”。所以,对能者先富的社会心理认同是对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性否定。

  第四,社会心理互动层面上的“东方式嫉妒”与公平竞争心理的矛盾。只要有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就起作用,竞争就不可避免。但是,中国人长期奉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古训,满足于消极无为,中庸处世。这样一种文化心态必然表现为“看不惯冒尖的,容不了有钱的”等东方式嫉妒心理。当你比我强时,不是通过我要强过你来达到心理满足,而是以拼命拉得和我一样平为快乐,这正是中国人内耗的社会心理根源。在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互动中,只能引发猜忌、相互拆台等社会病,导致社会的普遍平庸。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就是为能者、强者提供实现自我的契机,这显然与害怕别人比自己强的东方式嫉妒心理相冲突。

  心理的转型需调适,更需树立正确的是非观

  主持人:矛盾心态的产生,有社会发展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要摆脱这种心态,需从哪些方面努力?

  李伟民:社会的转型必然带来社会心理的矛盾,而社会心理矛盾的加剧则会导致社会控制的失序乃至无效,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激发因素,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高度重视社会心态建设。对于社会转型中人的心理的变迁转型所出现的问题,根本还是在于社会变革与转型的良好进行,缺少了这点,什么样的灵丹妙药都只能是自我安慰,甚至适得其反成为毒药。而关键所在则是给出希望和方向,消解迷茫与困惑,引导行为的选择,纠正偏差和错失。总之,心理的转型更多地应该是一种调适,而不应该是一场革命。

  处在转型时期,人们旧的是非观念已经打破,而新的是非观还没有建立起来,对是非的判断标准还不明确,出现了诸多社会矛盾心态,不知道用什么标准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以至于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在是与非、善与恶面前,容易判断失误,做出错误的选择。人们生活在社会上,如果没有正确的是非观,做事就失去了方向,甚至会丧失正义感和责任感。是非颠倒的环境下,善良很难受到保护,公平也难以实现。促使人们的心理转型,消除当前的矛盾心态,首先是要促使人们树立正确的是非观,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是非分明,应该是我们做人的底线,做事的原则,也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责任。当是非分明成为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的时候,社会公平才可能实现。

  宋惠昌:人民群众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动力。群众本身出现的问题,诸如由社会不公正而形成的不和谐社会心理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靠群众自己去解决。“不公则怒”、“不平则鸣”,这是正常的人性使然。相反地,群众一旦获得了实际上的公平、正义,那么,他们就会积极创造和谐的社会心理环境,而这正是顺利进行改革开放的一个必要的社会条件。

  李建华:由不满到失望,由失望到逆反,由逆反到偏见,这是一根社会变态心理的可怕链条,或者说是一种逐渐升级的社会心理病症。从社会心理失调状况看,社会偏见是一级失调,需采用“急诊法”,尽快调整;逆反心理是二级失调,需采用“矫正法”,恢复人们的正常思维;失望心理是三级失调,需采用“预防法”,使民众对社会发展充满希望。三级调适方法只能是基本思路,要真正“理顺人心”,从根本上有待于社会矛盾冲突的妥善解决,有待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心理四维要素的综合变革,有待于高层次上心与物、道与义的平衡。

  消除矛盾心态,不宜单纯靠道德理想

  主持人:要消除这些矛盾心态,从制度层面上我们需要做哪些努力?

  成伯清:消除这种状态,关键在制度设计:根据实际的行为逻辑来制定规则,而非单纯从道德理想出发。当然,崇高的道德非常重要,是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但如果在只需要或者只能够守住底线的地方偏偏高蹈起来,结果就难免流于虚伪。

  宋惠昌:关于制度层面的建设,应着力构建社会情绪疏导机制,为促进社会心态良性发展创造环境。具体来说,可从三个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从而走出社会性的二难困境。

  首先,拓宽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在完善现有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基础上,还可以在现有体制的张力内开辟新的、合法的表达渠道,从而让不同阶层的群体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另外,面对纷繁复杂的利益矛盾,个体利益诉求有其分散性、局部性和不可控性,个人作为表达主体的利益表达形式一般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而工会、妇联、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往往代表特定人群的利益诉求,它们在实现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合作方面起着桥梁和中介作用。因而,还要建立健全相关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利益诉求表达和权益维护方面的作用。

  其次,构建协商和对话的双向交流机制。一个健全规范的社会协商和对话机制,可以引导各个社会阶层、群体和成员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利益表达并不意味着仅局限于利益主体单方向提供信息或申诉疾苦,利益主体还应获得及时有效的反馈,构建利益表达双向交流机制,才能实现利益表达应有的功能。

  再次,拓展社会支持系统。在心理负荷越来越大的现代社会,传统的社会支持却在不断弱化,因此,需要拓展家庭关系之外的社会支持力量,重视社会支持网络建设。一方面,政府要提供有效的服务体系,另一方面,要通过民间和社会的力量来帮助那些生活压力较大的民众,使民众在危难困境时可以得到来自社区、民间组织、志愿者等的帮助,减少身心的压力。

  (主持人:张记合)

  阅读延伸二

  解决社会矛盾心态的几种学术观点,哪种更有说服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的变革转型所导致和引发的环境现实的改变主要表现为新生的取代更替旧有的,是一个新旧更替与转换的过程,新旧之间既不相同也难以相容,相互是矛盾和对立的,其间必然有心理、观念与行为等方面的矛盾对立和冲突。当社会的变革转型基本完成实现后,矛盾冲突的心理才会逐渐消解和平息。从心理学来看,这样的心理转型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观念和思想的改造和重建的过程。

  还有一种观点则主张,社会的变革与转型所引发的社会环境和现实生活的改变并不是简单直线式的新旧的交接与更替,而是一个复杂艰难的新与旧的重组和整合的动态渐进的过程,其间不同的心理、观念与行为的多元并存,相互间的碰撞、争辩与竞争在所难免,因而往往会导致人们心理上的困惑迷茫以及行为上的偏差与错失。当社会的变革转型实现了社会中新与旧的延续对接及重组整合后,种种迷茫困惑的心理与偏差错失的行为都将得以矫正和修复。在此,这样的心理转型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心理和行为的调整与适应的过程。

  在这两种分析主张之外或之间的,则有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既有矛盾冲突,也有迷茫困惑,在此情境下社会与人的心理的变革和转型也将更为复杂和艰难。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我们国家的变革与转型虽然也有矛盾与冲突,但更多的还是延续对接中的重组与整合的问题,在心理上也更多的是迷茫困惑和错失的问题,是一个如何选择而不是没有选择的问题。

  ——李伟民

    宋惠昌 李建华 成伯清 李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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