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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形象”设计者周令钊:创作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

2013年09月30日来源:北京青年报编辑:陈剑锋我有话说

         创作了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参与国徽图案设计,担纲三套人民币的总体设计

  导语:明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4周年的日子,开国大典那令人难忘的一幕仿佛就在眼前:天安门城楼上挂着大幅毛主席画像,这是向全中国、全世界第一次正式公开的毛主席形象。参与这幅画的创作者之一,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周令钊先生。在周令钊几十年的美术生涯中,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更令人称奇的是,作为一个画家,他还多次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结下不解之缘,被称为“国家形象”的设计者。

  丹青颂领袖

  天安门挂起毛主席画像

  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在审查画像的时候特别指出:开国大典是庄重的,主席画像上的风纪扣最好还是系上。

  1949年9月的一天,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找到周令钊,开国大典筹备处要他为天安门城楼画一幅毛主席像。接到任务时,年仅30岁的周令钊是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讲师,被称为中央美院有名的“快手”——构思快、动手快,而且质量有保证。

  北平和平解放后,由于没有大型会堂,许多国家级会议都在美院礼堂举行,布置会场的任务也经常落在周令钊肩上。

  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事前,上级要求美院布置会场,周令钊带领他的学生们,对会场进行了一番别具特色的布置:在会场里的8根柱子上面分别写上和谈的八项条件,并各挂一只用木板制作的和平鸽,主席台正中是毛主席像,主席头戴八角帽,领口敞开,面带胜利的微笑,背景为红色。会谈结束后,工作人员告诉他,领导说会场的气氛很好,尤其是毛主席画像显得非常醒目。正是因为有了这次的上佳表现,才有了后来画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的光荣任务。

  接到任务后,周令钊彻夜难眠,次日一早便带着他的助手、学生在城楼上的大殿外东墙下搭起了三层高的脚手架露天工作。画像一个是形,一个是神。毛主席有他的特殊表情,比如嘴角、眼神,在这些地方都要细致地体会。周令钊说他也是第一次画那么大的画,当时没想过任务有多难,就是从艺术角度用心又用心,没有杂念。

  画开国大典毛主席这幅画像,是根据郑景康在延安拍摄的毛主席戴着八角帽的那张照片来画的,用这张照片作画稿是由中央决定的。周令钊将选取的照片用方格放大:先把小照片打满正方形的小格,然后画一幅大约30厘米×40厘米的小稿,再在小稿上打格,然后再放大画。当时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画布,又怕画布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被风一吹会晃动,就把像画在铁板上了。他在铁板上面先打个油底子再画。最终把方寸大小的照片放大到高6米、宽4.6米的画框内。

  时间很紧张,每天天刚蒙蒙亮时,他们就开始作画,把铁板靠在大殿上,一画就是一天,直到天黑看不见为止;还要经常爬上爬下,观察画得像不像……大约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他们完成了这件非同一般的作品——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身穿粗呢子制服、脸部稍稍上仰,洋溢着慈祥的笑容。画像展现了毛主席的诗人气质和特有的性格风度。

  9月30日,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特意来审查。他仔细看了画像,发觉主席画像的领口是敞开着的,便说毛主席像画得像是像,神情也好,但明天是开国大典,主席的风纪扣还是扣上比较好,领子扣起来与开国大典的庄重时刻更相宜。周令钊立即动手修改,赶紧扣好了主席的衣领扣,画完已是华灯初上。

  深夜十一点,工作人员把周令钊又叫回天安门城楼。原来,毛主席画像提前挂在城楼正中央,当晚周恩来总理来到天安门审查,看见画像下沿有一行毛主席的题词:“为人民服务”,总理提出主席像上还是不要写字。画像参考的照片上确实没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是当时给周令钊交任务时,中央决定要他在毛主席衣服上画出这五个字。但是真正画完了,却显得不协调。广场那么大,字在衣服上很小,远处看不清,也破坏了毛主席像的完整性。直到把画像挂上天安门城楼才发现这个问题。这时,画像用的脚手架已经拆除干净了,天安门城楼的门洞有8.82米,画像挂在那里就有十多米高,只好临时在大门洞下把三个木梯绑起来,周令钊爬上去把字抹去。

  画改完以后,周令钊这才回家睡觉,不一会儿天就亮了,他又随美院的队伍赶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从广场东侧(现国家博物馆处)远远地望着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尤其是当他听到毛主席用湖南乡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心中洋溢着一种特别的情感,因为他就是湖南人,听毛主席的声音既熟悉又亲切……

  近年来,周令钊和夫人陈若菊画了一幅画,再现了当年创作开国大典毛主席像的情景,饱含着他们对那段珍贵历史的美好回忆。

  妙笔绘中华

  成功担纲多项“国家形象”设计

  在周令钊几十年的美术生涯中,多次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结下不解之缘,被称为“国家形象”的设计者。他提出的国徽设计意见带有中国特点,被国徽审查组采纳。

  新中国建立前夕,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向全国征集国徽方案,最后确定由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两个小组对国徽重新进行设计。中央美术学院是张仃、张光宇和周令钊,清华大学小组是由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先生为代表。两个小组最后拿出三个方案。

  梁思成对中国传统艺术很有研究,他代表清华设计的是“完璧归赵,还政于民”,周围是“玉璧”,中间是五角星;张仃、张光宇是这样设计的——周围是齿轮、麦穗,底下是天安门,上面有一颗五角星。周令钊提出了五颗星下面是天安门的构想。

  最后国徽审查组确定的方案是:天安门、五星、齿轮、麦穗。下一步又由清华大学根据草图画了很多细图,并从建筑学的专业角度画了个完整、准确的天安门图案。

  清华大学平面图案画好以后,就交给清华大学著名雕塑家高庄老师担当国徽浮雕的制作。高庄是周令钊在武昌艺专时候的老师。周令钊说,自己对国徽的构想通过老师的手完成,是多么巧合啊!在成型过程中,高庄还作了改动:把原来周围一圈都是齿轮,改成底下一个小小的齿轮加彩条;把原来的麦穗须改成了环状块形的,并用中国式的绶带把齿轮和麦穗缠绕起来。如此一来,造型更完善,更具民族性与装饰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徽了。

  周令钊非常喜欢制作出来后的国徽,他认为国徽的整个创作,不只是某个人或某个单位单独创作的,而是由集体创作的。

  另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八一勋章、解放勋章、独立自由勋章、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会徽、中日友好医院院徽、中央财经大学校徽、民族宫建筑艺术等设计,都出自周令钊之手。他还设计了胜利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纪念邮票(1957年)、国庆十周年邮票(1959年)、狗年生肖邮票(1982年)、四大名楼邮票(1987年)等邮票。“文革”后还担任全国邮票设计评审工作。

甘当无名氏

  参与设计三套人民币

  作为一个画家,能让人长期记住其作品无疑是件高兴事。比如齐白石画的虾,徐悲鸿画的马,傅抱石、关山月画的《江山如此多娇》……而周令钊却有一批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受到亿万人民的观赏和珍藏,而且人人离不开它,这就是人民币。

  第一套人民币诞生于1948年底,是战争的产物,基本上是美元和法币风格,先有晋察冀边区印刷的票版,后来又有北平、上海两个印钞厂的不同票版,印制粗糙,而且大多数没有水印。

  1950年,有关部门找到曾设计过边区货币的中央美院党委副书记罗工柳,提出要设计第二套人民币。罗工柳便找周令钊作搭档,说有重要任务,既光荣又保密,且保密级别非常高,要求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女。严格的保密要求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当时伪造钞票很厉害,所以新币设计重在防伪;二是中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候推行币制改革,这是涉及新生民主政权的巩固和国计民生的大事。设计工作由罗工柳负总责,周令钊为总体设计。

  第二套人民币的主题是反映革命历史。周令钊认为,新的人民币设计要突出民族特色。为此他多次到故宫、颐和园临摹古石雕、石刻、铜器上的花纹和图案,画了许多速写,又研究了云冈、敦煌石窟的图案。他在人民币上用了一种唐代出现的“唐草”,用了故宫的窗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用圆圈纹样把人民币上的面额数字围起来……这样一来,每种币样都洋溢着浓郁的中华民族气息。周令钊把壹分到拾元、佰元的装饰纹样一个个地画出来,一共12种,正反24面,画成与真钞同样大小的效果图。

  人民币设计过程非常保密。一个画家在平常的设计中,如果设计得不好就往字纸篓里一丢作废,但设计钞票可不行。周令钊回忆: 接到任务后,就住进了北京印钞厂,设计中的废弃物,哪怕是一个小的纸角,都要交到保卫部门进行登记。在设计过程中不能有一张废纸,所以打草稿时要尽量在一张纸上多画点,画足它。

  对新钞票的设计,周恩来总理自始至终审查得非常细致。他提出:拾元券上农妇的形象太苍老了,要改得健康一些。另外,战士的形象不够英勇,手里拿的还是美式卡宾枪,不妥当。根据总理的要求,周令钊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币面图案。

  那个年代我国印钞技术比较落后,更困难的是缺乏特殊的印制币纸,于是由苏联帮助印叁元票。苏联财政部长非常赞赏叁元票的设计,说一看就是中国的。叁元票在苏联印了一些,也在中国流通过一段时间。由于苏联拒绝把钞票原版交还中国,而且苏联的印制风格与我国其他币不一样,也不成套,后来取消了叁元票。

  1955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绘制和印刷第三套人民币。最初由罗工柳、周令钊两人负责。由于人手太少,经领导批准,1958年,陈若菊和侯一民参加了设计小组。周令钊负责总体设计,陈若菊负责图案设计,侯一民负责绘制主景图像和背景。第三套人民币设计主题为发展经济。为了画好风景和人物,需要突破“方寸之间见生产”的难题。

  侯一民不愧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当红画家,他深入工农业生产一线,进行大量写生,创作出伍元券正面的“炼钢工人”堪称“艺术与技术融合的结晶”。陈若菊虽擅长画图案,可当时不让画花花草草,只好画些麦穗、稻谷、向日葵之类的,以表现积极向上的含义。

  第四套人民币于1978年开始设计。“十年动乱”结束后,我国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大量的货币需求。这套人民币设计工作仍由罗工柳领导,周令钊、陈若菊和侯一民参加。好的设计源于好的主题。中国人民银行先期给出的整体设计思路是:避开前三套人民币全是工人、农民、牧民的形象,着力展现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周令钊和同事们反复讨论,觉得这个任务太难完成了,“四个现代化”很概念化,而人民币设计是形象的东西,假若画火箭,即使你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箭临摹得再逼真,等画完了审查通过了再印出来也过时了。

  正在大家犯愁时,罗工柳建议,可以搞一个56个民族的、多民族的图案,反映我国的民族文化。几个人热烈讨论后一致认为:着重突出民族大团结,搞民族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取得共识后,他们就开始做方案,这个方案得到钞票印制局的支持。全国56个民族,不能都上钞票,而且防伪问题也提上重要日程。经提请国家民委帮助,最终确定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民族上钞票。人数也是从多到少。

  设计第四套人民币,艺术家们最花心思。为了设计各种民族形象和装饰纹样,周令钊和陈若菊到西南地区考察三年之久,行程上万里,足迹踏遍滇、川、黔、桂等省少数民族聚集区。陈若菊回京后短短数月即完成人民币图案设计。中国人历来喜欢而且讲究传统的吉祥图案,她就在不同币值上,根据民族人物选择不同的装饰图案,比如壹元背景图案是喜鹊登梅,贰元背景图案是竹林绶带,伍元背景图案是松鹤同春,拾元背景图案是凤穿牡丹。另外还根据需要配荷花、兰花,以及抽象美丽的宝相花等。

  至于说到人民币面额设计,起初,周令钊等人设计的是壹元、贰元、伍元、拾元、伍拾元。未曾料到刚设计完,突然接到临时通知要设计壹佰元币。而票额上的人物已用到“极数”,再往上画什么?周令钊和同事们冥思苦想了许久,还是找不到突破口。时逢国庆30周年刚过,他想起一字长蛇样的游行队伍簇拥着四辆彩车迎面而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四位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浮雕像一字排开,心里顿时有了主意。于是他提出在佰元币上画四位领袖头像,按照中央领导以往的思路,过世的领袖人物是可以上钞票的。

  罗工柳将此建议提交中央,这一建议最后获得中央批准,从而开创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以领袖头像做图案的先河。第四套人民币设计主题突出,民族特色浓郁,绘制印制精美,极具实用性和观赏性,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的喜爱。

  设计人民币是“不留名”的。虽然做了三回“无名英雄”,但是看到自己设计的人民币在全国流通,周令钊心里美滋滋的。

  情系山水秀

  用勤奋谱写生命之美

  虽然周令钊的创作似乎更多地与共和国的发展历程相联系,但在他心中,山水仍然是他的最爱。他说:“我从小就爱画画,喜欢美的东西,祖国的河山本来就美,穷尽一生也画不完。”

  周令钊是湖南平江人,受做图画教员的母亲影响,他从小就爱好美术。山清水秀的故乡时常令他陶醉其中,汨罗江上的帆船、山上的古塔都是他“涂鸦”的对象。小学毕业后,他先后就学于长沙和武昌的美术学校,14岁时曾为长沙国货公司画大型户外广告,后到上海学习照相、制版等实用美术技术。

  抗战期间,他参加了抗敌画会、演剧队,画抗日宣传画和设计布景。1938年,他为田汉在长沙创办的《抗战日报》副刊《抗战儿童》工作,郭沫若为《抗战儿童》题写刊头,丰子恺为儿童作画,周令钊为“儿童剧团”设计团徽。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陶行知的育才学校教美术。1948年,周令钊进入北平徐悲鸿任院长的国立艺专(解放后与华北大学艺术系合并,改为中央美术学院),执教于实用美术系。

  虽然周令钊的创作似乎更多地与共和国的发展历程相联系,但在他心中,山水仍然是他的最爱。他说:“我从小就爱画画,喜欢美的东西,祖国的河山本来就美,穷尽一生也画不完。”如果从14岁画广告算起,其美术生涯已80年。他画山水、风景和人物,有油画、水彩画、国画、壁画等。大到团体操,万人组成一幅画;小到一枚邮票,方寸之间绘风云。他的画大多具有明快的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风格独树一帜,很有艺术特色,洋溢着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和底蕴。其精品力作有:历史油画《五四运动》,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插图画《王贵与李香香》,山水画《漓江书童》,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国画《阳朔古城漓江春》,由桂林美术馆收藏。他为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多种文学作品设计封面和插图,为国内著名古迹胜地创作了一批壁画,如黄鹤楼的彩陶壁画《白云黄鹤》,常德的大型壁画《沅江》、《澧水》,南浔的壁画《南浔水乡》。在北京地铁六号线朝阳门站的《凤舞朝阳》和《京东粮道》两幅壁画,吸引着匆匆过往的人们驻足。

  许多人惊异于他的创作之美和精力旺盛,说“没看见你画,你什么时候画的呢。”夫人陈若菊一句话揭开了谜底:他总说设计是工作,画画是爱好。一直以来,他坚持笔不离手,即使境遇不淑,也从未停止画过。

  晚年的周令钊甚至多了些童趣。洒满晨光的阳台上怒放着数株叫不上名字的花儿,那是他外出采风带回种子的生命延续;青花盆里可爱的小乌龟戏耍得四脚朝天,惹得大家都笑起来;窗台上的石头熊猫憨态可掬,那是他在新疆一座火山遗址捡到的圆石头,回京后将其一剖为二,错位摆放,就成了活生生的小动物啦。

  周令钊一生涉猎了难以数计的或重要或平凡的艺术设计,追求至善至美。人民的需要是他无休止探求的动力,不停地劳作是他终生的快乐。为美而生,为美而画,周令钊本身就是彰显中华之美的一幅生命的画作。供图/杨红军

  (◎杨红军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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