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网首页 南宁头条

南宁头条新闻客户端
搜索
当前位置: 新闻中心>国内新闻

武汉部门一把手进“台”赶考 最怕暗访短片直播

2014年01月01日来源:中国青年报编辑:陈剑锋我有话说

  武汉“电视问政”直播开始。

  本报记者 卢义杰摄

  2013年12月25日,圣诞节。下午5点半,副总编辑黄德刿没来得及吃晚饭,就从武汉广播电视台办公楼开车前往3公里外的直播厅。两个多小时之后,他和同事将组织一场“期末考”。

  这场考试持续了5个晚上。考生,是武汉多个政府部门的一把手;考题,是针对围绕市政府年初承诺整改的“十大突出问题”暗访拍摄的短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网络名人及媒体记者的现场发问。

  一把手进“台”赶考,其背后是武汉自2011年4月发起的“治庸问责”行动。当年11月,武汉电视台承办了“电视问政”节目。次年,节目改为年中、年底各办一次。有人认为,论犀利程度,今年的“期末考”不及以往。

  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没有回避这一说法。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视问政正由“问责”向“沟通”转身。

  每次回来都挨批评

  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一位负责人有些“纳闷儿”:局长上过好几次电视问政,为什么每次回来之后都要挨批评?

  2012年7月,武汉市食药监局局长杨泽发第一次参加电视问政。彼时,他履新不到半年,此前从未接触过食药监领域。他感到上节目有压力,但别无选择:“上级有要求,群众有需求,你能不上?”

  直播现场,杨泽发的举动让所有人意外。在目睹违规小作坊的短片,并回答几次提问之后,杨泽发弯腰90度鞠躬致歉。

  “当时这个鞠躬谁也没想到。”参与制作那段暗访视频的武汉电视台编导黄艳说。

  是时,武汉市纪委暂未明确提出从“问责”到“沟通”的转变。直至2013年7月“期中考”,火药味浓重的“对峙”仍频繁出现。

  比如,杨泽发对食品安全问题表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武汉大学一位教授随后问:“没发现,就不查处吗?”杨泽发嘴角一咧,没有说话。教授追问:“很难发现吗?老百姓能发现,记者能发现,我们杨局长为什么发现不了?”主持人则跟进:“是不想发现,是不敢发现,还是不能发现?”

  听到杨泽发解释、致歉时,这位教授或用力点头,嘴角上扬。杨泽发的表情则僵硬许多。

  武汉市食药监局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那次鞠躬让杨泽发受到了同事的批评,“因为这事当时并不归食药监局管,杨局长却把它揽下来了。”

  杨泽发告诉记者,那时他认为,大多数市民难分清什么事归什么部门管,只知都归政府管,“在市民眼里,我当时就代表政府。官员的脸面重要,还是帮助老百姓解决问题重要?”

  2013年,杨泽发决定不再“揽”了。当被问及武汉黄陂区的小作坊执照问题时,杨泽发请黄陂区负责人先作解释,理由是,他认为问题之一出在黄陂区机构改革还没到位。

  坐在观众席的区负责人回应,该作坊位于整体拆迁地区,没有房屋产权证,故无法办执照,“请市食药监局看看,能否变通办证?”

  “你们是互相踢皮球吗?应该加入中国足球队吧。”主持人笑言。第二天,武汉各大媒体都报道了杨泽发“踢皮球”的事。

  受到媒体关注的不仅是杨泽发。电视问政次日,当地报纸往往会投入较大篇幅进行报道。

  事实上,从2012年起,食品安全问题均摆在武汉市每年年初承诺整改的“十大突出问题”之列。其余突出问题如公务活动奢靡浪费、居家养老服务功能较弱等等,是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网络媒体、电话抽访等渠道归纳的。

  车延高告诉记者,一年两次的电视问政正针对上述问题,年中“期中考”重点针对问题进行曝光,督促整改;年底“期末考”则侧重呈现、概述全年的成绩和不足,如明年需继续整改,有关部门再进行进一步调查。

  官员“觊觎”的暗访短片

  每年两次大考,暗访短片无疑是最令“考生”害怕的。而最让“考生”担心的还有节目的直播形式。“如果是录播,肯定会有官员要求删去一些东西,维护自身形象。”参与策划的副总制片人何志强告诉记者。

  事实上,无论是直播还是播放暗访片,最初都曾遭遇阻力。2013年12月26日,“期末考”开考第二天下午,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亲临直播厅,“支持你们,给你们撑腰”。

  这位市委书记是2011年年初走马上任的,随后展开了“治庸问责”、“电视问政”。

  一位市委常委透露,有一次节目开始前,阮成发曾在直播厅试着连线前方记者。阮随口问记者在哪里,记者答“我现在不能告诉你”,阮成发问:“我问你都是保密的?”记者答:“就是保密的。”

  在何志强看来,这是成功的保密工作。在节目直播之前,何志强多次遇到官员或官员的秘书向他打探消息。何志强均以各种理由婉拒。

  从业6年的黄艳也说,当有人开始知道她参与电视问政,也会试着“挖内幕”。

  “如果你告诉给了哪个单位,你就去那个单位上班。”武汉电视台一位领导曾向手下放过狠话。

  漫长的制作周期加上众多的知情者,保密并不容易。一位编导告诉记者,她的一段暗访节目曾制作了3个月左右;而主持人有时能提前一周拿到部分短片,以熟悉情节、设计问题。

  “作为被问政的人,总希望自己对某些问题能答得客观一些,征得社会各方的理解。”已两次被问政的车延高说,他每次依旧紧张,而上台的前一天,别人才会告诉他大概问哪些方面的情况,“但具体问什么问题是保密的。”

  “要我提前去背一些东西,我做不到。没有时间,只能是你问我什么,我就按照平常工作中已掌握、消化的情况现场作出问答。”车延高说。

  武汉市城管委主任干小明亦坦言,因为工作较忙,他没有太多时间考虑电视问政的问题,“有所准备,但准备的时间很少。有时间一定好好准备。”

  中国新闻网报道显示,为了应对电视问政的暗访短片,曾有官员事先准备近200个问题,有单位对各种问题进行集中排查,甚至有单位提前模拟演练“电视问政”。

  “威力特别大”

  在电视问政的受益者刘海英看来,这档节目“威力特别大”。

  刘海英与电视问政结缘于2012年。这位武汉市南湖新村经济适用房的居民发现,小区的屋顶、墙体、电梯存在一些质量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后久拖不决,她联系了武汉电视台。

  刘海英知道电视问政这个节目,但不清楚自己的事情会上“电视问政”。7月,刘海英和几位居民应邀来到了直播现场。

  她没想到的是,一位居民当晚离开直播厅还没到家,即接到家中来电,称已有人上门了解情况,“第二天早上,认识的、不认识的领导,区里的、市里的领导,都来小区了。”

  参与报道此事的武汉电视台编导刘敏智告诉记者,电视问政与日常舆论监督报道的区别之一在于,前者能直接与一把手对话,让作出公开承诺的被监督对象无路可退。

  在车延高看来,问政治庸针对的,是没有大到严重违规违纪、刑事责任,但属于作风建设中的普遍现象,且老百姓意见非常大的问题。“通过治庸,实际上是践行群众路线教育中所要求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治庸办抓的是‘小题大做’。但是,当你连苍蝇都不放过的时候,恐怕谁也不敢做老虎了。”身兼武汉市治庸办主任的车延高打了一个比方。

  根据公开信息披露,武汉市2012年“治庸问责”已查处一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和损害发展环境的问题,全市全年共问责94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6人、组织处理774人,涉及局级干部7人、处级干部148人。

  “事后发现,一些被问责的人,电视问政的表现都有些‘遮遮掩掩’。”一位关注多场电视问政的媒体人说。

  争议中的转身

  多位现场观众告诉记者,电视问政的“麻辣”程度不如以前。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武汉市纪委、武汉电视台多位负责人均坦言,电视问政正在从“问责”到“沟通”转向。

  电视问政节目的主持人柳莺身兼武汉交通广播总监,不过,她连续两年向交管局局长问政。“照理这是很尴尬的事情。”柳莺说,但是,她是心平气和地探讨如何优化武汉的环境,“我不会想到站在哪一方,群众和交管本来就不是对立的。”

  柳莺举了一个例子。武汉市某路段的护栏上连起了铁丝网,原因是很多人翻越护栏。翻越护栏自然给交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铁丝网显然不符合现代城市的治理理念。她认为,应该让双方对事情有基本理解之后再探讨问题,而非一味追求戏剧性和冲突。

  后来,李顺年兴奋地给柳莺打了电话“跟您报告,这样行不行”。他的设想是,可试着把护栏升高,再搞些绿化,写几块提示牌。

  在车延高看来,官员也想解决问题,但在解决过程中,新问题又会不断产生。“放大来看,有些问题是谁造成呢?平心而论,还是各个社会人。如果大家只对官员施加压力,而看不到社会问题,看不到造成问题的个体,有些问题还是难以根本解决。”

  两次参与电视问政的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王国华发现,电视问政推行3年,一些官员显得较有经验,回答问题能对答如流,且态度比较认真。“我感觉,官员对期末考的准备比期中考更充分,更有应对策略”。

  黄艳也说,一些官员逐渐明白在舞台上该如何表达,也懂得如何直接面对问题。

  不过,不少观众的担心随之而来:问责转向沟通之后,官员进“台”赶考是否还能有压力?问政会不会逐步退化为温和的“表演”?会不会有“泄题”的行为发生?

  “1、节目主办方笼子缩小了;2、主持人变温和搞平衡了;3、技术手段太重形式了;4、问政对象应对能力提升了;5、观众新鲜劲头过去了。”网友“我在蓝色天际”还在微博上归纳了5点观后感。

  王国华坦言,在他的一些朋友看来,官员被问得直冒汗的确很解气解恨。但是,并非一定要把场面搞得火爆、充满刺激性。

  他认为,公民与官员希望进一步沟通,但这很难体现在具体的栏目策划中。虽然目前有的问题暂时没问到点子上,有些话题暂时没全面研究,可电视问政的完善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我们还是有很多期待在里头。”

  车延高解释,武汉市举办电视问政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让群众在干部转变的过程中,能对干部的清正、政府的清廉、政治的清明有所体验。

  “作为党员干部,你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就应该把事做好。但是,这不应只是单纯的指责,而应该是通过由问责过渡到沟通,最终大家互相理解,形成一种社会的共力。”车延高说。

  作为普通的创作人员,刘敏智对电视问政的前景比较乐观,尽管有人担心电视问政是否会“人走政息”。他认为,当电视问政变成一种制度安排,便不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那时,会形成社会共识,唤起公民意识。”

  而作为体制内官员,干小明认为,未来电视问政的范围还可拓宽,比如加入教育、卫生、住房等问题。

  “哪一件事情不敏感呢?你既然要改正作风,我觉得担心没必要。”这位城管委主任听说过一些人对扩大问政范围的担忧,“问政可以促进工作,难道,这些问题还要比质疑城管制度的还尖锐?”

  本报武汉12月31日电
 

南宁问政手机客户端

网友评论

    我要评论

    已有评论

    热门推荐

    更多

    收视排行榜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