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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忆大山》

2014年01月13日来源:《当代人》编辑:陈剑锋我有话说

         编者按

  1月12日,石家庄市作协副主席康志刚在其新浪博客上贴发了习近平同志的《忆大山》、已故作家贾大山的获奖作品《花市》和他自己的《怀念恩师贾大山先生》三文。习近平同志的《忆大山》一文,反映了近平同志上世纪80年代在河北正定期间与已故作家贾大山的深厚友谊,及调任福建担任更高职务直至贾大山去世,与其十余年间历久弥坚的交往,饱含真情,十分感人。光明日报予以转载,以飨读者。

  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去世以后,在他的家乡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二十多个春秋的当代文坛,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认识他、了解他的善良的人们,无不在深切地怀念他,许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家乡的至交,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一个虽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文坛、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厚的纪念文字,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后,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贾大山的脾气、性格、学识、为人的议论,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他那超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机敏的反应,还有那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真挚热情、善良正直的品格,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他率真善良、恩怨分明、才华横溢、析理透澈。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的更为强烈和独特。他利用与基层民众水乳交融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以诙谐幽默的语调,合情入理的分析,乐观豁达的情绪,去劝说人们、影响人们,主动地做一些疏导和化解矛盾的工作。同时,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良知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去感悟人生,增强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希望,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我在正定期间,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闹,未有及时回应。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很少给他写信了,只是偶尔通个电话,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我添麻烦。虽然接触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他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工作和创作状况。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节,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县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多的第二故乡——正定。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他依然那样豁达乐观、诙谐幽默,依然那样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并依然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时坚持着他的小说创作。那年,他还不到50岁,正当精力充沛、创作欲望非常强烈的黄金时期。他告诉我,什么小说在哪个杂志发表了,什么小说被哪几家刊物转载了,正在构思或写着什么,显得非常兴奋。那次相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长谈,便依依惜别了。

  1995年深秋,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却一天比一天更瘦了。后来,听说他到省四院做了食道扩张治疗,能吃进一些流食了。再后来,听说又不行了,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刚好,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见到他时,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只见他面色憔悴,形体枯槁,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他看到我进来,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稍微平静些后,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显得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恶魔般的细胞,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这时的大山,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体愈显瘦小,声音嘶哑,眼光浑浊,话语已经不很连贯,说几句就要歇一歇。此时我心中已有一种预感——恐怕大山的驾鹤西去为期不远了。至此,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这时的大山,却显得非常平静,倒是先安慰起我来。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他笑着说:“我已瘦成这样,不像个人样儿了,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他虽是这样说,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2月21日,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

  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我多么想亲自去为他送行,再看他最后一眼哪!无奈远隔千里,不能前往,也只能托人代送花圈,以示沉痛悼念了。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

  (此文发表于《当代人》杂志1998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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