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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宝山“满员” 由“革命”向“国家”转型

2014年02月10日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编辑:陈剑锋我有话说

  原标题:八宝山“满员”

  尽管不少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迁出八宝山,但作为人生最后一项政治荣誉,八宝山仍一墓难求

  这是八宝山革命公墓(以下简称“八宝山”)的“淡季”,没有祭扫的人流,没有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学生,因为一纸通告,两个月来,连申请存放骨灰的人也没有了。

  这张通告如今摆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门口的显要位置:截至2013年9月底,革命公墓骨灰临时存放室已经存满,无法继续接收逝世骨灰存放。自2013年10月1日起,请家属自行安排骨灰存放。待革命公墓北山骨灰廊工程完工后,将按照逝者在革命公墓办理审批的时间顺序,电话通知申请家属办理选位。2013年12月。

  距八宝山西北约1公里的八宝山人民公墓常被与八宝山革命公墓混为一谈。前者占地400余亩,完全面向公众开放;而后者不对外开放,仅有特定级别的逝者方可安葬,家属祭祀也需持证进入。

  60多年来,这个与共和国几乎同龄的革命公墓数次扩建,不断提高“门槛”级别,但它不言而喻的政治地位和特有的象征意义在半个多世纪后并未衰减,一边是已故领导人的骨灰陆续迁回家乡安葬,一边是低级别干部家属为了A4纸大小的骨灰墙位置苦苦等待。

  当不断有家属将骨灰安置申请递交过来时,得到答复与用餐时服务员的回答一样:对不起,您要领号排队。

  八宝山的级别

  38岁的蔡小心每年至少两次到八宝山看望父亲。父亲蔡长元是开国少将,也曾在抗美援朝的“铁原阻击战”中,以一个师的兵力拖住数万“联合国军”。1995年,蔡长元在北京逝世,根据生前级别,蔡长元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东1-3室。

  在这个安放有120份骨灰的骨灰室内,每份骨灰被放置在八开纸张大小的玻璃格中,骨灰盒上放有遗像,拥簇在鲜花丛中。蔡小心熟悉地走到正中左下方盛放父亲骨灰的玻璃格,轻轻地擦拭玻璃,与他人不同,蔡小心将父亲的传记也摆在了里面。他指了指父亲右上方的玻璃格,那是这间骨灰室内最好的位置,留给了著名诗人艾青。

  蔡小心每次看望父亲都要出示“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瞻仰证”,再由工作人员打开骨灰室。每个骨灰室都是一座独立的古式建筑,据八宝山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这种骨灰室共有28个。1960年代,在党中央要求党员火化的倡议下,公墓将原来八宝山护国寺的大殿和配殿改为骨灰堂。“进入室内的至少是大军区副职以上的或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工作人员说。

  骨灰堂的布置也有级别之分。比如,在中1室,集中了朱德、陈毅、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东西室内,一般正部级的位置在正面,副部级的分布于两侧。

  1950年,北京市政府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八宝山建起占地150亩的革命公墓。当年,任弼时逝世,成为安葬在八宝山的第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北坡顶上占地三百多平方米的墓地也被称为“八宝山第一墓”。

  公墓正门两侧则是二墓区和三墓区,安葬位共有530余个,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逝世的县团级领导干部,和科教文卫领域知名人士。根据1950年代北京市民政局的规定,墓地大小按照干部级别分有三个等级。

  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骨灰墙。那些不够级别进入骨灰堂的,会被安放在骨灰墙上,每个位置大约A4纸大小,墙上刻有逝者姓名,生卒年月和生前照片,有的还会粘上衣钩,便于插放鲜花,骨灰则被封于墙内。

  蔡小心有8位亲属安葬于八宝山,他深切感受到级别的差异。根据《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安置审批工作若干规定》,八宝山的准入门槛是“司局(师)级以上干部”,不过,像他父亲这样的副部级或大军区副职以上的干部,审批材料要交给中组部、总政治部或中央统战部,而其他司局级逝者,反而只需交干部任免表或待遇审批表。

  级别不同,最大的差异是安放位置。蔡小心的父亲生前是大军区副职,可进入骨灰室,他的二姐因被评为见义勇为烈士,可以安葬于八宝山,但只能上骨灰墙,他的干爹、开国上将杨得志则在一墓区拥有一块占地面积三四平方米的墓地。

  一墓难求

  然而,八宝山渐渐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原有的150亩墓地已无法满足需求。

  61岁的陈曦至今还记得20年前在八宝山安放亲人骨灰的情景。她是开国少将陈宜贵的女儿,家中有七八位亲属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

  1994年1月,陈曦的公公逝世,按照级别,公公的骨灰可安放在骨灰室内。陈曦记得,当时的东3室里空空荡荡,还为公公挑选了个好位置。3年后陈曦的父亲去世,骨灰室里已经放满,以致父亲骨灰不得不放在临时安放处。2003年,陈曦的母亲去世,骨灰墙上还能顺利安放,但到2005年她的婆婆去世时,骨灰墙上已经没有空位了,婆婆的骨灰被放置在八宝山一个简陋的房子里排队等待,数月后终于排到位置。

  墓地紧张带来的是价格上涨。蔡小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家里人一直想在北坡上为父亲选一块墓地,“本来觉得可以再等等,没想到价格越来越高。”

  陈曦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她的一位亲属在2000年左右花十多万在八宝山买了不到3平方米的墓地,5年后另一位亲属逝世购买,价格已涨到20多万,面积也缩小到几平方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到二墓区内仍有一些无字碑,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价格为30万,“但早已经没有了,那些无字碑是家属早就买了,但骨灰还没有迁进来。”

  骨灰墙的价格也水涨船高。2005年前后,每20年的租位价格约3000元,8年后,价格是每20年1万元。即便如此,八宝山每年仍会接到大约1000份骨灰存入申请。

  2005年,八宝山新征得北面260亩山地,开始建设;一年后,东院也开始扩建,规划的新骨灰墙可提供6800多个位置,一期工程结束,3500多个骨灰龛位投入使用时,曾有2000名逝者家属通宵排队选号。

  2013年9月,北京市规划委公布了八宝山北院的规划图,新建的北院面积达17.6万平方米,长达620米的骨灰廊可提供10020个骨灰龛位,预计于2014年6月完工。对于投入使用的具体时间和龛位价格,八宝山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等上级通知”。

  一墓难求之下,八宝山则实现了自收自支。据《南方周末》2005年报道,早在2005年,仅有50多名工作人员的八宝山年财政收入就达到1000万元。

  由“革命”向“国家”转型

  并不是所有逝者都想留在八宝山。近几年,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高级将领的后人,陆续将逝者骨灰从八宝山迁回故乡,有的是满足逝者遗愿,有的是受到家乡政府的邀请,更多的是出于叶落归根的传统考量。1999年,彭德怀的骨灰迁回湘潭老家;2009年,贺龙骨灰回到家乡张家界的贺龙公园;2011年,陈赓的骨灰迁至湖南湘乡的故居中安放;2013年,中共“五老”之一的林伯渠的骨灰也从八宝山迁出,回到湖南临澧老家。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父亲的遗嘱,家人在1990年代将骨灰迁回了南方老家。她说,父亲级别为大军区正职,按照八宝山管理规定,迁出也经过中组部和总政治部的程序批准,父亲在老家的墓地有七八十平方米,安葬仪式严肃而庄重,父亲生前单位领导和家乡政府领导都出席并讲话。

  有的只是小规模“搬家”。2009年,开国上将萧克的骨灰从八宝山的骨灰堂迁出,葬于一墓区;2011年,原中央党校校长林枫的骨灰也从骨灰堂中一室迁入一墓区。“有些是为了政治荣誉,有的是为了重回故土,这些都无可厚非。”上述家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留在八宝山的好处是祭扫便利,墓地有人照料。

  不过,在她的“红二代”朋友圈中,迁出八宝山的还是少数。大部分迁出者都是级别较高,受到家乡政府重视,并已修葺好故居、墓地或纪念公园,长期有专人管理。级别低的逝者显然不会有这样的殊荣,因此留守八宝山者占绝大多数。

  八宝山隶属于北京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只是一个处级单位。由处级部门管理众多高级别领导的公墓有时会显得尴尬。2005年4月,北京市殡葬管理处就曾表示,北京市已开始重新规划设计八宝山革命公墓,计划将其建成中国首个国家公墓。然而,9年之后,这个由“革命”向“国家”的转型仍未实现。

  知名学者胡星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八宝山成为人生终点荣誉的象征。但他也注意到,2013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其中要求,党员、干部要带头实行生态安葬,保护生态环境。“不与活人争地应该是逝世崇高精神之一,换个角度来说,八宝山未来不应该成为关注的热点。”( 记者 刘子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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