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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小姐:上岗前培训遇查房速穿衣 发展下线有提成

2014年02月17日来源:搜狐新闻编辑:黄丽娟我有话说

       从东莞小镇匆忙逃出后,肖红和姐妹们各奔东西:有人藏身乡下,有人躲进工厂,还有人结伴北上,继续淘金。

     她们是东莞的技师,也就是俗称的小姐。她们大多出身农村或三四线城市,去南方打工,是父辈们趟出来的唯一出路。可与父辈们的时代不同,凡有些许姿色的女孩,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在流水线上拼命加班,还是在欢场上取悦男人。肖红几乎没有什么挣扎,就选择了后者。那是一个集体性的选择,据媒体报道,在东莞,从事性服务行业的人数约有25万人。

  从中央电视台一档节目刮起的东莞扫黄风暴,让肖红和她的姐妹们四散而去。未来,她们仍然要再次做出选择。

       机器的轰鸣声从深巷内的工厂中传出。这晚是元宵前夜,但小镇上年味稀薄,夜幕阴沉,烟花冷清。

      工厂之内,一群神情麻木的打工妹正在紧张忙碌。穿着绿色工装的肖红在人群中显得有些惹眼——纤细的身材、白皙的皮肤、褐色的美瞳、浓艳的美甲……这一切,与尘土飞扬的工作环境并不搭配。
      在这个工厂里,26岁的肖红只是个“临时工”。就在一周之前,她的身份还是“技师”,或者叫“小姐”,常出入于东莞的洗浴中心、星级酒店和高级会所之中。
      接受采访时,肖红先是堆起职业的笑脸,称记者为“老板”,随即反应过来,改称“靓仔”——6年的技师生涯,在她身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这个工厂只是她的暂避之所——8天前,一场扫黄风暴,将东莞的灯红酒绿扫得支离破碎。
      2月9日上午,广东省东莞市多个娱乐场所的卖淫嫖娼等违法行为被央视曝光。东莞市公安局对全市娱乐场所开展统一清查行动打击卖淫嫖娼。当天下午,肖红和同事们就接到经理的短信:“起风了,未来一段时间自由行动。事情过后,我会联系你们。”
      肖红并不是第一次接到这种短信。自从2009年她开始做这行起,东莞每年都有不同规模的扫黄行动。在行话里,这个叫“起风”。肖红和同事们如同一群候鸟,每当“起风”时,就会躲到广州、惠州等周边城市里。
      这一次,她躲到了东莞市道滘镇。按照经验,她以为这场风暴会很快过去,几年前,她经历了一次“起风”,结果一个镇扫得人仰马翻,但相隔百米的另外一个镇却安然无事。
      然而,这次扫黄的力度超出她的预期。新闻一天天跟进,姐妹们的神情也一天天严肃,开始有人联系广州和惠州相熟的会所经理,准备去那里短期工作。
      很快,广州和惠州也不再是理想的避风地。2月10日,广州市和惠州市公安机关连夜开展扫黄行动,对全市娱乐服务场所开展清查。广东省公安厅公告称:东莞将展开为期三个月的扫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也做出“坚决打击、绝不手软、深挖保护伞”的批示。
      肖红还记得逃离东莞那一夜。当晚,她和几个姐妹在工作的洗浴中心对面找了家火锅店,吃起“散伙饭”。这家店平时24小时营业,吃饭需要排队,这天却空着7成以上的座位。
      酒桌上,有人打算回老家休息,有人计划出去旅游,也有人联系上其它省份的经理,准备去“面试”。肖红则选择了朋友所在的道滘镇这家工厂临时帮忙,避避风头。
      席间,小姐们神情落寞。有个重庆女孩认真地说:“我要回老家,嫁人”。一片哄笑声,没人相信。
       截至元宵节,参加那顿散伙饭的小姐们都已逃离了东莞小镇。百度迁徙图显示:自2月9日扫黄开始后,从东莞迁出的人流激增,去向以香港最多。
       没有了“肖红”们的东莞,犹如女子卸下了残妆。城市街道车流稀少,高档会所门厅冷落。在一家贴着封条的会所门口前,趴着一只宠物狗。工作人员说,那是匆忙出走的技师留下的。
       2.东莞生意
       6年前,肖红入行,穿上人生中第一件漂亮的高档吊带裙,成为东莞地下黄业大军中的一员。
       她的工作地点在东莞市常平镇一家装潢华丽的洗浴中心。入职前半个月,她接受了严格的体检以及各种职业培训。
       培训的内容五花八门,比如如何预防艾滋病;比如遇见警察查房时如何用最快的速度穿衣服,哪怕那件所谓的衣服在灯光下近乎透明;再比如如何穿着这件透明的衣服和十几厘米的高跟鞋,在一群男人凶狠的目光下模仿模特走秀……
       当然,培训的内容也包含著名的“东莞ISO流程”。她不愿讲述所谓ISO的细节,总之是“用不同的姿势取悦那些男人”。
       正式入职后,另外一个东莞向肖红露出真容。KTV、夜总会、发廊、会所、洗浴中心……名目繁多的场子纵横交错,隐私的性事成为明码标价的生意,只要你有钱,那么任何欲望都可以得到满足。
       洗浴中心是肖红们的主战场。在肖红工作的洗浴中心,客人们的消费每60分钟算“一个钟”,不同的项目包含不等的钟数,每个钟的收费是500起,最贵的2000以上。一个技师红不红,只有一个标准:客人点的钟多不多。
       肖红说,在多数场子里,经理的权力很大。依靠经理的拉客和推荐,技师才能有钟上,才能拿到不错的收入。
       在东莞,这一行的竞争非常激烈。日入斗金的小姐们并没有什么尊严,如果客人对小姐服务不满意,可以向经理投诉。经理每填一张投诉单,就可以扣掉小姐几百元奖金。
       肖红就这样开始了皮肉生涯,她的生活变得规律而又麻木:吃饭、睡觉、上钟。钱慢慢变得只是一个数字。她身边的技师月收入多数超过1万元,客人青睐的头牌技师,月收入可能超过2万。无聊时,她们都沾染上了赌瘾,一场麻将下来,输赢时常超过千元。
       她们大多没有同龄女孩的爱好,不爱逛街也懒得追求名牌。22岁的张艳是肖红的同乡。她平时的衣服都是在淘宝上买——白天,她大多在昏睡,到了夜里,穿什么名牌其实都一样。
      张艳曾经有一段短暂的爱情。这个娃娃脸的女孩在入行之初爱上了浴场的经理。男友还算照顾她,从来不上报客人投诉她的单子。但是,每逢男友卖力地向客人推荐张艳时,她总是心情复杂。
     这段畸形的爱情很快就结束了。在这行做久了,张艳知道爱情是个奢侈品,“我们那不叫谈恋爱,只是搭伙过日子而已”。
     在蒸汽潮湿的浴场内,没人仔细想过未来的日子。很少有技师选择在东莞买房——对她们来说,这里只是贩卖青春的市场,没有人会在这里安家,就连租房也多数是合租。
     不是她们付不起房租,而是孤身在外,多个室友多个照应,也多个人说话。
     只有在青春彻底消散后,才有人想过逃离。一位年近30岁的同行告诉张艳,她存了50多万,准备去个没人认识的小城,开一家美容店,重新开始生活——说这话已经是几年前,张艳有时还会遇到她“上班”,理由是“再多存一点”,后来张艳也就不问了。
     肖红没想过换行,她的奋斗目标是成为“妈咪”,那时不用再贩卖自己,还可以穿着光鲜地周旋于众多老板间。
     她没有什么道德上的羞耻感。入行之初,她还编了一个弟弟求学母亲重病的段子备用,后来问得人少了,自己也记不清细节了。上网时,她看见论坛有“妓女”“小姐”的标题,总会快速关了页面。几年前,有人推荐电影《榴莲飘飘》,看到简介是小姐的故事,她也就一直没看。
     她从来不觉得自己脏,只是不愿面对。
    3.选择
     一年前,张艳的父母听闻女儿在东莞的工作,当着众人的面痛打了女儿。从那天起,张艳就没有回过老家。
     张艳和肖红的老家在广西农村,村里土地贫瘠,没什么挣钱的路数。每年年关一过,村庄便死气沉沉,青壮劳力开始远行打工。
     小时候,肖红就知道外出打工已经是人生写好的篇章。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打工族,上世纪90年代初,兄弟俩走出农村,到珠三角做体力活。肖红口中的父辈,有着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典型特征:坚强、隐忍、能吃苦。
     在珠三角的那些年,肖红的父亲和叔叔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月收入从几百元涨到两千多元。然而,十几年打工下来,除了抚养一双儿女长大,他们并没什么积蓄,与中国很多农民工一样,打了半辈子工却没有养老金。
      在中国,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农民们进入城市,以工人的方式工作,却仍然保持农民式的收入,与现代社保制度隔离。在深圳,政府刚刚在2013年出台政策,农民工可以要求工厂追缴亏欠的养老保险。可一切仍困难重重,工人们只能以罢工的方式要求落实这一政策。
      肖红的父亲和叔叔,从来没有想过养老金的事情,他们对子女的未来期望也很简单:追随自己的足迹,去广东打工——在他们眼里,那里是生活的唯一出路;未来需要的每一分钱,都要现在赚到。虽然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但对大多数如肖红一样成绩不好的女孩,生活并没给出更多的选择。
      18岁那年,中专毕业的肖红和7、8个同乡一起,搭上了去东莞的火车。同乡大哥把她介绍到自己工作的工厂。
       那是东莞石碣镇一家电子器材加工厂。工作面试仿佛只是走个流程,不到5分钟就结束了。肖红连“碣”的准确发音都读不出,但依然被录用了。
        从那之后,她开始每天与数千工人一起,在生产线上站足10小时,机械地重复同一组动作……夜晚,她和其他11名女孩一起,挤在一间仅20余平方米的宿舍内。空气中充满潮湿的味道,她感觉自己好像也发了霉。
       她的月薪不足1000元。她喜欢加班,因为那样可以多赚钱。只有多赚些钱,才能买到喜欢的衣服,才能给年迈的父母寄钱。她想过换个工作,但却没有相应的技能。
       那时候她眼中的东莞,是一个表情冰冷的大工厂。这也正是东莞的另一重标签:一方面,东莞在向全世界显示其“世界工厂”和“中国制造”的魅力,另一方面,其劳动密集型产业过于集中又饱受诟病。
        在工厂密如网织的流水线外,东莞的夜晚纸醉金迷。那里永远不缺热闹的酒吧、夜总会和大商场,在深夜街头,名牌服饰店的橱窗上依然挂着精美的招牌……年轻的肖红们在经历着父辈们想象不到的诱惑。
        2008年春节,肖红从父母口中得知,当年跟自己同去东莞的同乡,开了一辆车回家。
        见面时,这位同乡告诉肖红,她在东莞洗浴中心做技师,“一起来吧,很好赚的。”
        几乎没有任何心理挣扎,肖红就接受了这个工作机会,“如果不这样,我可能一辈子跳不出打工这个圈。”
       入行后,肖红才发现,自己成了同乡的“下线”。每拉一个朋友入行,她们可以得到4位数的中介费。不久后,肖红便把90后同乡张艳发展成自己的“下线”。
       发薪水时,肖红偷偷算了下,她的收入是仍在工厂加班的同乡大哥的10倍。
       就这样,许许多多像肖红一样的打工妹,从工厂的流水线前转移到了洗浴中心的包房内。换行的门路并不难找,即便没有同乡引荐,也可在东莞的街头轻易找到小广告。小广告上的月薪收入总会轻易晃花打工妹的双眼。
       在张艳看来,几乎所有下水的打工妹都是自愿的,“没人逼我们,如果硬要说,就算生活逼的吧。”
       在交通发达的今天,肖红和张艳只需要乘坐4个多小时的火车就可以回到老家,但她们总说回不去了,家乡离她们越来越远了。
       虽然因这次扫黄四处躲藏惶惶不可终日,但肖红从没后悔做这行。“除了干这个,我还能干嘛?”她反问。
      她夹着一根细长的女士烟,桃红色的指甲上已经有了一层烟垢。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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