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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绘东莞“虎穴淫窝图”欲助扫黄 反被逼走

2014年02月17日来源:中国新闻网编辑:黄丽娟我有话说

       

对照当年的媒体报道,王秀勇向记者讲述自己在东莞“绘图扫黄”的经历
对照当年的媒体报道,王秀勇向记者讲述自己在东莞“绘图扫黄”的经历

 

东莞扫黄风暴中,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严小康、副局长卢伟琪先后被免职,身在山东老家的王秀勇老人得知后,喜笑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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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扫黄风暴中,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严小康、副局长卢伟琪先后被免职,身在山东老家的王秀勇老人得知后,喜笑颜开。

  人称“扫黄老人”的王秀勇在东莞生活了近20年,曾绘制扫黄地图协助并督促警方扫黄,但他的“义举”没有得到相应的成效,反而在东莞因各种原因被逼得无路可走,两度退出这座让他寄托着感情的城市。

  王秀勇生于“梁山好汉之乡”的郓城县,而近来他一直在反思自己的“英雄情结”,自省的同时也在观照社会。在东莞度过几乎半生,如今的王秀勇正在以局外人的眼光看着这座城市的变迁。

  “好汉”诞生

  “押司和强盗怎么能混到一起?”

  在王秀勇的人生里,第一个为人所知的社会身份是艺人。但不同于邻里乡党的那些唱山东快书、说民间传奇的艺人,老王的技艺在于双脚—他儿时就落下了双手残疾,一只手由于小儿麻痹未得到及时救治而落下病根;而另一只手,据说是其1961年在小山村出生时,母亲在自行接生过程中拖拽致残。

  寻访王秀勇,由北向南须先后经过山东省的阳谷县(武松打虎故地)、梁山县、郓城县(宋江老家),然后是晁家庄(晁盖)、刘家寨(刘唐),最后是王家村—让老王无比自豪的是,他从小就生在梁山聚义的英雄之乡,据传一百单八将中的七十二员都出自这个地区。但让他豪气中略有气短的是,他所在的王家村,所居住的据传都是“矮脚虎”王英的后人。“从小长辈们就教育我要当英雄好汉,不能偷鸡摸狗。”王秀勇笑着说。

  但无论如何,“大丈夫”的基因,从小就根植于王秀勇的体内。当看到村干部有贪腐行为时,他敢于挺身而出,将带有标语的“大字报”贴遍全村,最终和全村人一起逼迫贪官下台,并且随后行使了一把自主选举权。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大义”之举、正义所在,像那杆“替天行道”的旗帜一样无可撼动。

  但渐渐地,随着阅历越来越丰富,对于很多原先看来无可辩驳的事,他开始有了不同的认识。2012年的某一天,他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想法:宋江当年在江湖上四处仗义疏财,惹得各路好汉见了他都“纳头便拜”,但他作为一个县押司,哪来这么多家财?其次更重要的,好好的一个司法公职人员,为什么整日价跟强盗泼皮们厮混在一块儿,把朝廷的运钞车给劫了呢?“警察怎么能跟犯罪分子扯到一起呢?”

  老王苦笑的时候,嘴里几个被打落了牙后的黑洞赫然可见。

  此时距离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东莞,被迫摘下“扫黄老人”的帽子,不过两个月。

  “好汉”发迹

  “东莞人民养育了我。”

  上世纪60年代,王秀勇生于王家村的一处破败的土房子里,之后没几年就随全家一起,赶上了山东人史上第二次“闯关东”。而当“文革”结束、土地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回到家享受“分田到户”的王秀勇却尝不到任何甜头—他的双手残疾,无法劳作。于是在15岁那年,他卖了一只羊,拿着20元钱去闯世界。

  王秀勇一生都脚力惊人。当他走投无路准备从南京长江大桥上跳下去时,被人拦下,并劝告可凭一技之长卖艺求生。这之后他不仅开创出了用脚写字、磨刀切菜、打扑克下棋这些技艺用于街头表演,还用这双脚踏遍了大半个中国。除西藏外,全国各省的大城市王秀勇基本都到过了。

  80年代,这段“信马由缰”的漂泊生涯渐入尾声。让王秀勇收住了心的,是南方。他到了广东韶关、广州,由于没通行证,只在深圳门前晃了一晃,然后就来到了这个和他后半生牵扯在一块儿的地方:东莞。这是1986年。

  游历过那么多城市,但眼前的繁荣让王秀勇惊呆了:林立的工厂,密集的人群,此外还有来自香港的商人。虽然农田仍然占据着更大的比例,但那些工业化、城市化的景观,都是他此前不曾见过的。在这里他见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者,而在这之前,“外出打工”的概念甚至都不曾听过。此后7年间,他游走于珠三角的几个城市,直到1993年,他选定了自己最为心仪的城市,从此开始了在东莞的生活。

  “东莞的发展太快了。比起我1986年初来乍到时,这儿的工厂越来越多,农田一点点被开发成了厂房,有些地方都是一年一变样。”王秀勇说。最让这个“脚技”艺人如鱼得水的,是虎门的国际服装城。在这个人流如织的贸易中心,老王摆摊表演两个小时挣来的钱,能抵得上平日里10天的收入。“这里不仅人多、钱多,而且‘心善’。”老王到过那么多地方,没见过哪里的人这么有爱心的。这里的人不仅给的钱多,而且还常在城市范围内搞一些爱心活动,让王秀勇这些底层人群受益。

  90年代中期,东莞开始添了新的景象。街面上的“夜总会”、“酒店”开始越来越多;来围观老王表演的人群里,常有出手阔绰的老板,而他们的身边时常跟随着一位打扮时髦的“年轻妇女”。“可能是为了显示大方,小姐们一示意,老板们往往就给得特别多。有一次我一下就收了800块钱。”王秀勇说。

  不仅是老板,“小姐”们本身也都出手大方。在老王看来,小姐们给的钱,普遍比一般人群要多。据估算,小姐的资助,能占到他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可能是她们的钱来得容易些吧,再者她们也都出身贫困,对我特别照顾。”除了给钱,小姐们经常把吃不了的高档食品留给王秀勇,这些都让他大为感激。

  “那时我感觉自己已成了东莞的‘一分子’,东莞人民养育了我。我对东莞的感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王秀勇说。

  “好汉”打虎

  王秀勇很快就发现自己仿佛置身景阳冈。

  几天前,王秀勇看到了“东莞太子酒店被央视曝光”的消息,惊得张大嘴巴。比起东莞的扫黄风暴终于来临,更让他惊奇的是,“扫黄”竟然就是从他最熟悉的地方开始的。

  1996年始,王秀勇就住到了黄江镇的玉塘围村,当时,一座宏伟的“太子酒店”正在兴建中。老王当时的邻居,是一位“梁老太”—她的儿子,正是太子酒店的老板梁耀辉。王秀勇和梁耀辉并没有来往,但同梁母熟识,“她家人都很心善,常常一百一百地直接给我。我知道她儿子的酒店里是做什么的,但在那个时候,没有点‘黄’的东西,你的酒店可能都办不下去。”老王说。

  这时候,“黄”已经广为泛滥了。在王秀勇看来,“太子”都称不上是大酒店,常平、虎门、樟木头等地,都是色情重镇。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愈高,色情业也就愈加猖獗,老王精辟地总结道:繁荣,(才有)娼盛。

  但是,由于深得其中益处,“黄”这股逆流倒从未刺痛过王秀勇的“英雄情结”。“这些东西并没有影响我,小姐和嫖客反而还对我有经济上的帮助。”

  让王秀勇产生“扫黄”念头的,是2010年。当时东莞的色情业规模发展到空前的程度,3月份,时任东莞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卢伟琪抛出一个“扫黄杀手锏”:公布个人手机号码,接受市民有关涉黄涉赌线索的举报。老王对政府的这种开明政策大为看好,坐等色情业被铲除。谁知一段时间过去,他发现身边没有产生一点响动。“满世界全都是黄,我就不相信,怎么会没人举报?”老王按照报上公布的号码,真的给公安局副局长拨去了电话,但不是没人接听,就是不通,要么就是语音提示让发短信。

  王秀勇心里打定了主意,他倒要看看公安局究竟扫不扫黄。

  2010年5月开始,他艰难地抄起圆珠笔,在一个单线格本子上先后绘制了三张粗糙的“地图”,它们分别反映了东坑、大朗和石碣三镇的卖淫嫖娼窝点分布情况,老王叫它们“虎穴淫窝图”。之所以有“虎”,是因为该图也部分反映了当地的涉赌状况,而遍布大街小巷的老虎机正是主要赌博工具。

  王秀勇就这样开始了“打虎”。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一如当年景阳冈的武松一样孤立无援。

  “好汉”被打

  “他们为什么能知道我的行踪?”

  王秀勇找到了大朗镇公安分局,把绘制的扫黄图展示给警员看,结果被笑称“什么东西”。他叩开了石碣镇唐洪派出所的门,结果被警员好言劝告:你这么大岁数了,不要管这个好不好啦。王秀勇顿时充满了挫败感:这是他辛苦采集来的心血啊。一次在石碣镇暗访,他被卖淫窝点的人持铁棍追打,幸亏遇到警车才化险为夷。这些扫黄图大都反映了发廊等门市店的涉黄状况,内容细致入微,有的甚至标注着“小姐”们的主要籍贯。

  老王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做下去。他找来了媒体。于是在东莞和广东当地报纸和电视上,“老人绘制扫黄图”的消息不胫而走,而扫黄的希望也神奇地反映在了现实中,各镇公安真的出动警力开始扫黄。当年6月1日的东莞某报记载着一次石碣镇的扫黄行动:出动警力186人,清查出租屋346间、士多店48间、发廊12间,查处涉黄行政案件1宗。“我对那些媒体建议了,要跟随警察,监督他们扫黄。”王秀勇说,“就是这样,他们也只是抓现行,没有抓到的话,那些发廊都安然无事。”

  2010年7月14日,王秀勇决定亲自监督警方。上午他走进万江镇公安分局的大门,手拿“扫黄信息”执意要求带领警方去扫黄。当晚8点,万江公安真的让他坐在警车里当向导,按图搜查辖区的涉黄情况。结果,他们在石美地区抓住了两对现行嫖娼。而在收队结束行动时,王秀勇发现“不对劲啊”:警察把他和那两对卖淫嫖娼人员一起,关在了押送违法人员的警车里。他回忆,某警察冷冷地说:没办法啊,我们警车没地方坐了。结果在归途中,颇有名气的老王被认了出来,“小姐”们冷冷的眼神“就像要吃了他”,一个嫖客不由分说一脚踹向他,如果不是双手反铐在身后以及有警员看管,当晚王秀勇难逃一劫。

  谁知劫难终没逃过。一周后,万江公安分局打来电话,通知王秀勇前来领取举报奖金600元。而当他领了钱刚一走出公安局大门时,立刻被6个人团团围住,一顿暴打劈头袭来。这些人边打边用普通话叫骂,包括“叫你多管闲事”。老王的几颗牙就此留在了东莞,胸腔被打得疼痛了好久。

  “为什么这些人能找到我在哪里?他们怎么知道我在那个时间会去公安局?”王秀勇现在想来还愤愤不平。

  老王的电话也不再是个人隐私。一次在石碣镇扫黄期间,他早上接到了一个恐吓电话,还没睡醒的他恍惚觉得对方已站在门口,吓得把手机掉在地上摔烂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会有他的电话。

  王秀勇不仅不敢扫黄,而且连门都渐渐不敢出了。卖艺这种抛头露面的事已经和他绝缘,他只能以捡破烂为生。大部分时间,他躲在出租屋里,焚香、拜佛、读经,祈求保佑平安。

  他开始上访。信访维稳中心、市公安局纪委和信访办,王秀勇都去过了。他在举报材料的上面附着自己写的大字报:助警扫黄,反被警害,求奖无门,倒贴八千。对方要么表示“反映情况”而无下文,要么就是质问老王有没有“公安不作为”和“与违法人员串通”的证据。他拿不出来。

  遭受“招安”

  第二次出于某种原因被排挤出东莞。

  2010年12月中旬的一天,王秀勇被叫到东莞市公安局,警员给他拿来8000元钱,说是民警们给他个人的“捐助”。老王说,这是他到市纪委去反映情况所收到的成效。

  买了一张火车票,王秀勇踏上了回山东老家的路途。这仅是他从70年代末离开后,第二次回老家。家里的状况和东莞的生活不能同日而语。没有劳动能力的他,只能守在自家屋顶残缺不全的房子里,每年领着政府3600元“低保”和“五保”救济过活。一辈子未曾婚娶,他守着年过八十的老娘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冬天由于没钱烧煤,只给老娘的屋子里置办了炉子,自己在房子里就靠三床被子来度过难熬的冬夜。

  2011年5月,王秀勇决定重新出门去生活,但头脑中第一个冒出来的目的地,仍然是东莞。在这地方住了近20年,说的一嘴还算流利的粤语,他对这个地方有太多感情。所以老王决定,就算是隐姓埋名到一家工厂去打工,也要回东莞。

  6月初,他在“精至塑胶制品厂”谋得了一份看门人的工作,平安度过了多半年时间。谁知在2013年3月,平静再被打破。据他回忆,在一次石排镇某警务区的“搜查”中,一名陈姓警员找到了王秀勇,对方拿着老王的暂住证,看了看问道:你是那个“扫黄老人”吧?于是打电话汇报说:王秀勇在这儿工作,我们找到他了。

  “在这之后,这个厂子的老板娘突然要辞退我,说‘公安的人总来烦我’、‘我实在不敢用你了’,还叫我别啰嗦。”王秀勇说,“我觉得,一定是那段时间我在外面被认出来,有人报给公安局了。”

  这次王秀勇彻底死心了。他没有尝试去别家找工作,就再度离开了东莞。

  “好汉”反思

  “我不恨‘小姐’,我恨的是‘保护伞’。”

  由于中央和地方电视台的报道,此时在山东老家,王秀勇已经是全乡的名人了。乡亲们有的夸他“胆大”、“没给好汉之乡丢人”,也有人为他捏一把汗,说他没死在那里就不错了。

  此时的王秀勇,却完全没有英雄成名、告老还乡的满足感。除了愤懑之外,他脑子里开始出现了一些反思的东西。

  “有个报纸的记者写文章,说我‘扫黄’是出于‘阿qiu(Q)欺负尼姑’的心态。”王秀勇说,“我查了字典也没查着,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一次受邀到北京来参加某电视台的节目—“性工作者合法化之辩”,回家后他久久思考这个问题。身在东莞近20年,他深知这一行业的复杂和矛盾性。“英雄好汉,没那么简单。”他说。

  东莞再也回不去了。老王回忆,他当年暗访发廊时会扮成乞丐,上门去求“小姐”施舍,而小姐们大多数都会慷慨解囊,反而一些外表光鲜的人不肯施舍。时光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80年代他初到东莞时,他始终记着“小姐”和东莞人的恩德。“我不恨‘小姐’,我恨的是‘保护伞’。”

  文并摄/本报记者 薛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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