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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盘点高校校长卸任后去向:49人步入仕途

2014年04月10日来源:新京报编辑:陈剑锋我有话说

  3月31日,“根叔”李培根以一场内含19处“遗憾”的离职演说,告别自己的9年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时光。就在华中科大学子关注“根叔”卸任后去哪了时,几天后的4月2日,他出现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讲台上,与学生闲话“人格培养”。

  教育部一年来调整了多所部属大学的领导班子,李培根只是卸任校长中的其中一员,他们当中,有的当起官员,有的回到科研、教学岗位。

  校长卸任后都去哪了?近日,新京报记者梳理116所“211工程”高校,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卸任的校长履历,发现共有49名校长卸任后,曾担任党政机关、军队、科协、人大、政协等部门领导干部。

  去向1

  校长卸任后出任部长

  就像国外屡次出现大学校长被任命为“内阁部长”一样,国内高校校长也多有调任中央部委的。万钢调任科技部部长,便是其中典型案例。

  作为我国著名汽车领域专家,有海外留学、工作背景的他,回国后,就被聘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

  科学家身份之外,2004年7月,万钢还出任同济大学校长。不到3年,已是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的他,又被任命为科技部部长。

  这种“专家校长”从政,在法律、科教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尤为明显。

  徐显明被央视《东方之子》评价为平民法学家,据其同事回忆,在2003年修宪之际,尚是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力主推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

  去年10月底,他的新身份正式公布——中央综治委办公室专职副主任。

  而如果追溯至2000年前,还有原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院长曹建明调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直至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案例。曹曾走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授课。

  教育部目前共有10名部领导,其中便有2人有高校校长经历,分别是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袁贵仁部长,和曾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的郝平副部长。

  去向2

  “转战”地方开启仕途

  力推本科教学评估、京剧进校园等政策的前任教育部部长周济,也曾担任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只不过,在他调任中央前,曾有一段“转战”地方党政领导的经历,这也是不少高校校长从政的现实路径。

  不过,周济校长生涯后期,即已是湖北省委常委、科技厅厅长,卸任校长,一番调整后,成为武汉市“院士市长”仅118天后,便赴任教育部副部长。

  周济离开高校时,已是55岁左右,但王忠民等人卸任校长时,还未到50岁。

  那时,王忠民只有41岁,便由陕西“211高校”西北大学,转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3年后,调任安康市委书记,主管一方“历练”一年后,便来到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直至副理事长。

  曾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正部级)的金炳华,48岁卸任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时,也是先到地方宣传部担任部长。

  新京报记者梳理发现,这些高校校长,卸任后基本是先“就地”在高校所在地党政部门任职,后调任中央。

  “学术明星”陈章良是其中的例外,他曾获得“小诺贝尔奖”之称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在担任5年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后,2007年,他离开北京,远赴广西,担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去年,52岁的他当选中国科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去向3

  留校治学完成学术专著

  在高校内部,一部分高校校长也转任学校党委书记,与新的校长搭班,继续管理学校。这些人中,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韩震、华中师范大学马敏、西南财经大学赵德武、西北大学乔学光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江树人在2002年时,被任命为该校常务副校长,而广西大学原校长唐纪良在2012年,调任该校正厅级调研员,保留正厅级待遇。

  卸任后的校长,并非都选择从政,实际上,在官方任免决定中,更多的校长是因为年龄原因到任,而非因“另有任用”、“工作需要”等原因调任官员。

  他们当中,多担任名誉职务,如名誉院长、校长,或被聘为顾问,还有的在中国职业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会等协会任职。

  另有部分校长卸任后返回教职,潜心治学,曾在1994年至2003年期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王大中院士就是其中之一,他卸任后成了《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反应堆》的第一完成人,并借此荣获200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李文海在卸任后,也醉心于学术研究,2012年8月,还出版专著《清代官德丛谈》,直到临终前一天,还完成了学术论文《描绘的官场百态》。

  ■ 专家观点

  校长卸任后去向应多元化

  在程方平的印象里,中国高校校长卸任一般会发生在两种情况时,一是年龄到任,二就是工作调动。

  程方平曾担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与人力资源研究部主任,长期关注高校人力资源问题。

  程方平以前也和一些大学校长聊天,听到他们抱怨自己并不适合高校管理岗位,“但潜台词是级别已经上去了,就硬着头皮干下去。”

  “这是咱们国家的体制问题,只要不犯大错误,就下不去。”程方平说,像美国高校的校长,很多在卸任后,就回到教学科研岗位,看起来挺平常的举动,但在中国就难了。

  行政级别成了他们的束缚,“很多有科研潜力的人当上校长后,觉得自己不适合,但没法回头,被套上了。”

  程方平感觉,近些年,随着副部级高校的先后确立,这样的问题愈发严重。当校长成为副部级干部,就需由中央任命,而一般地方高校校长也由上级任命。

  现在很多高校校长在卸任后,纷纷到协会任职,而那些协会在他看来,多具备官方色彩,被称为“二政府”,不利于挖掘卸任校长的潜能。

  程方平认为,校长卸任后去向应更加多元化,一些文科高校校长可以转而成立第三方督导,利用自己多年的管理经验和理论知识,监督、促进政府管理,而一些适合做管理的校长还可到企业发展,还可有部分公立大学卸任校长到民办高校担任校长,促进高校生态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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