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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曾俯身让对方踩肩翻墙

2014年04月20日来源:新华网编辑:吕瑾莹我有话说

  新华网北京4月20日电 题:朋友(纪实文学)

  ——习近平与贾大山交往纪事

  李春雷

  农历癸巳年末,河北作家康志刚在其博客上贴发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1998年发表的一篇悼念文章《忆大山》,记述了一段尘封的往事,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文章经《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转载后,引起国人强烈关注。腊月二十三,我赶到正定,拜访了几位当事人。旧事重温,感慨良多……

  1982年3月,习近平到正定县任职后,登门拜访的第一个人就是贾大山。

  但是,两人的初次见面并不顺利。

  关于这次见面的地点和人员,坊间流传多种说法:有说是在大山家里,有说是在其办公室,有说他正在与众文友聊天,还有文章明言在座者只是李满天。

  采访中,笔者曾多方考证,得到的事实是:当天晚饭后,习近平请李满天陪同,一起去寻访大山。先是去家里,不遇,后又赶往其供职的县文化馆。

  李满天不是他人,正是经典歌剧《白毛女》故事的第一位记录整理者,时任中国作协河北分会主席,在正定县体验生活,是大山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彼时,大山正在办公室里与几个文友讨论作品。他当过老师、编剧、导演和演员,博闻强记,口才极佳。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到处是文学青年,到处是文学论坛。他的屋内,更是常常访客盈门。

  李满天是常客了,不必客套,而习近平穿着一件褪色的绿军装,虽然态度谦恭,满脸微笑,但毕竟年轻啊,像一名普通的退伍兵,又像一个青涩的文学青年。或许正是因此,当两人进来的时候,谈兴正浓的大山就没有停止他的演说。

  近平悄悄地坐下来,静心地听,耐心地等。

  等了一会儿,趁大山喝水的间歇,李满天上前介绍。大山这才明白,面前这位高高大大、清清瘦瘦的青年,就是新来的县委副书记。

  接下来,贾大山的反应让习近平印象深刻。2009年7月号出版的期刊《散文百家》,整理发表了习近平2005年回正定考察时的录音:“我记得刚见到贾大山同志,大山同志扭头一转就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管我们!’”尽管这话是大山对着满天压低声音说的。

  我们实在无法臆想当时的场景,抑或大山的语气和表情。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贾大山还不到40岁,已获得全国大奖,作品收入中学课本,声名正隆,风头日盛,加之天生淡泊清高的性格,面对这个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陌生的县领导,有一些自负是可以想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习近平并没有介意,依然笑容满面。

  现场的空气似乎停滞了一下。但不一会儿,气氛就重新活跃起来。主人和客人,已经握手言欢了。

  习近平在《忆大山》一文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那是一个早春的晚上,空气中飘浮着寒意,也一定弥漫着芳香。因为,所有的花蕾,已经含苞待放了……

  正定古称常山、真定,春秋时期为鲜虞国。秦立三十六郡,常山有其一。自汉至宋元,真定始终居于冀中南龙首之位,与北京、保定并称“北方三雄镇”。明清至民初,包括石家庄在内的周围14个州县,皆属正定府辖区。

  正定城墙周长24华里,设四座城门。每座城门均用青条石铺基、大城砖拱券,并设里城、瓮城和月城三道城垣。这种格局十分鲜见,足以说明正定作为京南屏障的特殊地位。高大的城圈内,有九楼四塔八大寺,更有着众多的商铺、戏院、酒肆和茶楼。“花花正定府,锦绣洛阳城”,此之谓也。

  古城正定,敦厚、传统且深邃,像一株繁茂的大槐树,绽放着细密的叶芽和花穗,散发着浓郁的清香和氧气。

  贾大山1942年7月生于古城西南街,祖上经营一家食品杂货店铺,家境小富。说起来,他的出世颇具传奇。父母连着生产八个姑娘,直到第九胎,才诞下这个男丁。他从小备受宠爱,吃、穿、玩、乐悉听尊便。他喜欢京剧,爱唱老生,还能翻跟头,拿大顶。他更爱好文学,中学期间便开始发表作品。

  高中毕业后,因为出身历史等原因,大山未能走进大学。他先是去石灰窑充当壮工,后又被下放农村。

  正是这种特殊的人生际遇,他熟悉了市井文化和农村文化。这两种文化交融发酵,蒸腾升华,促使他成为一名作家。1977年,他发表短篇小说《取经》,震动文坛,并在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折桂,成为河北省在“文革”之后摘取中国文学最高奖的第一人。无限风光,一时无两。

  大山身材中等,体魄壮实。关于他的面貌,他的朋友铁凝曾经有过一段精准的描述:“面若重枣,嘴阔眉黑,留着整齐的寸头。一双洞察世事的眼:狭长的,明亮的,似是一种有重量的光在里面流动,这便是人们经常形容的那种‘犀利’吧。”

  贾大山,的确是一位奇才。

  他的创作习惯也迥异常人:打腹稿。构思受孕后,便开始苦思冥想,一枝一叶,一蘖一苞,苞满生萼,萼中有蕊,日益丰盈。初步成熟后,他便邀集知己好友,集思广益。众人坐定,只见他微闭双目,启动双唇,从开篇第一句话,到末尾最后一字,包括标点符号,全部背诵出来,恰似京剧的念白。他的记忆,犹如一个清晰的电脑屏幕。朋友提出意见后,他仍在腹内修改。几天后,再次咏诵。

  三番五次之后,落笔上纸,字字珠玑,一词不易,即可面世。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贾大山走进了习近平办公室。

  关于他们相约的方式和过程,我专门采访当年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朱博华和王志敏。他们告诉我,那时没有别的通讯手段,是近平打电话到文化馆,与大山约定的。

  县委大院在古城中心,坐北朝南,历史上即是正定府衙所在。走过门口的两棵老槐树,在过去正堂的位置,是一座主体建筑——穿堂式组合瓦房。瓦房的北面,是两条甬道,甬道中间和两侧,共有三路五排平房,灰砖蓝瓦,南北开窗。近平的办公室兼宿舍,就在西路最前排的东段。

  只有一间屋子,两条板凳支起一个床铺,一张三屉桌,两把砖红色椅子,一个暖瓶,一盏灯泡。没有书架,成群的书们,或躺在桌面上,或站在窗台上。屋内最醒目的物品,是窗台上的两尊仿制唐三彩: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那是北京朋友赠送的纪念品。

  坐下之后,他们认真地互通了年庚。大山属马,近平属蛇。大山年长11岁,自是兄长了。

  然后,开始一边喝茶抽烟,一边聊天。茶是那种最普通的花茶,烟呢?名曰“荷花”,每包1角5分钱。聊天的内容由远及近,先是古往今来,国外国内,后来便集中于正定的历史和现实。

  他们的确有着那么多的相似啊。都曾因家庭问题而下乡:“文革”开始后,年少的近平受父亲冤案的牵连,挨过批斗,受过关押,到陕北农村插队时,他还不满16岁;大山也是因为出身商人之家,被打入另册,1964年即被迁出县城。都在农村里风雨磨砺:那些年,近平种地、拉煤、打坝、挑粪,什么累活脏活儿都干过,窑洞里跳蚤多多,他被咬得浑身水泡;大山一年四季干粗活儿,秋后种麦拉石砘,两个肩膀红肿如绛。他们又都在磨砺中收获成果:为了拓广农田面积,寒冬农闲时节,近平带领乡亲们修筑淤地坝,他还组织村里铁匠成立铁业社,增加集体收入,后来,他被群众推举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大山在村里担任宣传员,自编自演了多部小戏,不仅搞活了小村的文化生活,还多次获得河北省和华北地区文艺汇演一等奖。

  最让人称奇的是,他们的知青岁月,竟然都是七年。

  对现实问题,他们也有着惊人的相同看法。比如对正定“高产穷县”的剖析,对如何修复和整理正定文物,对社会上某些不正之风……

  两人分手时,已经凌晨三点了。

  县委大院已经关闭,门卫的窗户漆黑漆黑。大门两侧是两个高大威武的砖垛,中间是两扇铁门。铁门下部是生硬的厚板,上部是空格的栏杆,足有两米高。

  两人面面相觑。夜半天寒,实在不忍打扰熟睡的门卫。

  这时,近平蹲下身去,示意大山上去。大山不知所措,却又别无选择,只得手把栏杆,小心翼翼地踩上肩膀。近平缓缓地站起来,像是一台坚实的起重机,托起了大山。大山练过功夫,身手矫健,双手一撑,噌地一下,便翻越而过……

  两人相视一笑,隔门道别。

  以后的日子里,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约见一次。有时是在近平办公室,多数是在大山家里。

  晚饭过后,近平安步当车,款款而来。

  走出县委大院,沿府前街南行,路东是常山影剧院和百货商店,路西则是一些小商铺、酱菜厂和服装厂。府前街尽头是中山路,西北拐角处便是大山家世代经营店铺的原址。西行20余米,路南是文化馆、印刷厂和建筑公司,北侧则是各种杂货门市和住户。走到育才街,向南300米,左边一个低矮的门楼,便是贾府了。

  大山老宅是一个东西狭长的院子,院内有一棵大槐树。夏天到了,槐花如雪,满院馨香。

  近平见过大山爱人,颔首,微笑,称一声“嫂子”。

  嫂子和大山便把客人迎进北屋。这是大山夫妇的卧室兼会客室,只有十平方米。里面有一床、一柜、一桌、一对沙发和一张茶几。

  宾主落座,女主人在茶杯中注满开水后,便到隔壁孩子房间休息去了。

  总是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大山是地道的正定通,对家乡历史的来龙去脉,每一座塔,每一尊佛都了如指掌。初来乍到的近平,在不长时间内也能对本土文化说古论今、谈笑自若,着实让他刮目相看。大山二十多年来潜心钻研戏曲、文学等,但没有想到的是,近平对这些领域的阅读和思考同样广泛深入,很多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大山年届不惑,历经坎坷,对社会人生深有体悟。然而,比自己年幼十多岁的近平,很多看法竟然不谋而合。大山对近平的尊重之情油然而生,总喜欢同近平交流,也非常看重近平的意见和见解。

  当然,他们也有着诸多差异。

  近平看书多且杂,更侧重于政治、哲学和经济,而大山尤专注于文学、史学和佛学;对于现实,近平是一个积极者,即使身处逆境,前途迷茫,他也始终乐观,胸怀梦想。当时,知识青年“返城热”余波未了,城市青年“出国热”高潮渐起,别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回城或出国,他却主动申请回到农村去,从基层干起。而大山则是一个逍遥派,淡泊名利,无心仕途。他上学时未入团,上班后未入党。省作家协会多次调他去省城工作,他坚决不去,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作品研讨会,他居然没有出席。

  但大山毕竟是一名作家,职业特点就是关注现实,解剖现实。他得奖的《取经》《花市》等作品,就是以政治视角描写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对这座县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有着深深的热爱和关注,心如烈火燃烧,眼似灯盏明亮。

  所以,在根本上,他们又是相同的。

  同与不同,相互沟通,互通不同,通而后同。

  这样的聊天,不知不觉就到了午夜两三点钟。

  为什么总是这么晚呢?他们都是“文革”的过来人,开会到凌晨是家常便饭,而且当时也没有别的娱乐形式,读书,或与好友聊天是知识分子最好的消夜方式了。最关键的,还是他们心意相通,志趣相投,言之有味,言之有物,相守难舍。

  出门后,大山会执意相送。于是,他们便接续着刚才的话题,一路边走边聊,直到县委门口。如果大门关闭,大山会自然地蹲下去。这时,近平也不再客气,踩上肩膀,轻手轻脚地翻越过去……

  关于他们聊天的日期,我也常常疑问。近平身为县委领导,每天工作繁忙,而且又是嗜睡的年龄。他们相约深谈的时间,是否多在周六晚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利用第二天的休息日(当时每周只休星期日一天),补充睡眠。

  我曾就此询问时任副县长的何玉女士,她说这属于私人交往,工作日志没有记载。而大山夫人则说,大山没有日记,具体日期无法查询,但他们俩人的熬夜是功夫,经常彻夜不眠,聊到天明。

  这期间,正是近平最忙碌的时候。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个公社和大队之间,以最快速度熟悉着县情。

  县委有两辆吉普车,他很少乘坐。他总是骑着自行车,穿梭于滹沱河两岸。从河北到河南,是一片大沙滩,常常需要扛着自行车前行。

  老干部张五普回忆说:“那时我在西兆通公社任书记,他一个人来调研,骑一辆旧自行车,下自行车就和我握手。我问,‘习书记怎么你自己来了,你认得路啊?’习书记用衣袖擦一擦满头大汗,说,‘打听,我打听着就来了。’”

  这一年,习近平办成了一件最令正定人振奋的大事。

  正定县是全国闻名的农业高产县,却又是有苦难言的“高产穷县”。多年来,国家规定每年上缴征购粮7600万斤,每亩平均负担200多斤。由于征购任务过重,很多老百姓口粮不继,不得不到外地购买红薯干度日。习近平了解这些情况后,无比痛心。可要摘掉“高产县”的帽子,无疑是自曝其丑,虽然能够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县委有关领导却有可能“犯错误”。

  是坐等中央调整政策,还是主动向上呼吁?

  县委主要领导考虑到习近平刚来工作,不愿让他出面,担心会对他造成不利影响。可习近平说:“实事求是向上级反映问题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你们不用担心。”于是,他和另一位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一起,多次跑省进京,向上级部门如实反映正定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现实困难。

  1982年初夏,国务院终于派出调查组。这一年秋后,上级决定把正定粮食征购任务减少2800万斤。

  这是一件影响正定历史的大事,为正定农业结构的调整和未来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他分抓的领域,更是事必躬亲,脚踏实地。

  县委门口的两株古槐,花开花落,几多春秋,大家熟视无睹。有一次在文化局参加座谈会,近平问槐树是什么年代的。众口无语。他提出请林业专家鉴定。结果竟然是元末明初,是这个古城里年龄最大的植物。于是,围上铁栏,写明文字,加以保护。

  城里有一家玉华鞋店,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正定县成立的第一个秘密工人党支部,他指示修缮保护。

  “岸下惨案”是1937年10月日军侵占正定时发生的一起屠杀事件。近平请人挖掘整理,开辟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亲自审定纪念碑碑文……

  1982年12月23日下午,近平打来电话,约大山见面。

  “好啊。但是,今天你就不要去机关食堂了,在我家吃晚饭吧。”大山说。交往就要一年了,近平还从来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饭,作为地主,大山总是自责呢。邀请过几次,他总是笑笑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每次都喝茶水,已经够奢侈了,何必要喝酒呢。今天,大山再次提出了这个请求。

  近平怔了一下,居然答应了。

  那天晚上,大山准备了几个精致的小菜:雪里蕻炒肉、莲藕片、花生米和凉调菜心。主食呢,就是涮羊肉。没有专用火锅,把铝盆放在蜂窝炉上,权当涮器。虽然器具简陋,但材料却不含糊:麻酱、韭花、蒜末、香菜、酱豆腐一应俱全。

  近平如约而至。陪同者仍然是李满天。

  炭火红红,蒸气腾腾,几杯小酒下肚,话题也热烈起来,不知不觉就聊到了县文化局。文化局下属剧团、新华书店、文化馆、文保所等七家单位,三四百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和演员,情况复杂,矛盾重重。最主要的是,正定有九处国家级文物,这在全国各县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却长久失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李满天半开玩笑地问:“大山,如果让你当局长,能收拾这个摊子吗?”

  大山从小与这个圈子打交道,现在又是文化馆的副馆长,自然深知其中矛盾根蒂,于是,借着酒兴,脱口而出:“当然可以,只要给我权力,让我说话算数。”接着,便豪情万丈地谈起了自己的“施政纲领”。

  这时,近平果断地说:“好,就让你当局长!”

  大山惊呆了。

  原来,针对文化局的乱象,作为县委分管领导,近平一直在暗暗地寻找和选择。正定作为一座历史名城,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文化系统都需要一位硬邦邦的领军人物。考虑多日,他和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县长何玉想法形成一致:最合适的人选只能是贾大山。大山成熟稳健,刚直正派,不仅善写小说,而且也很有行政能力,最关键的是他对文化事业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但大山不是党员,无意仕途。不过,经过这么多次的深入交往,他对大山的个性又是了解的。于是,在多方征求意见并与主要领导沟通后,在常委会上,他提议大山担任文化局局长,并获得了通过。那天晚上,他就是前来通报的。

  近平说:“你不能只是自己写小说,还要为正定的文化事业作贡献啊,而且要把你的好作风,好思想带到干部队伍中。”

  大山难以置信:“可是,我不是党员啊。”那个年代,党外人士在县里担任领导干部,而且是部门正职,是不可想象的。

  近平说:“你不用担心,组织已经有了安排。”

  原来,县委常委会已经形成决议:文化局由局长主持全面工作。

  第二天上午,非党人士贾大山,从文化局下属的文化馆副馆长,连升三级,直接上任文化局局长。

  正定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

  习近平在《忆大山》一文中,全面评价了贾大山此后几年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劳奔走的汗水。”

  士为知己者死。大山是一个文化人,却又是一个血性汉子。

  在这里,且讲述几个细节。

  常山影剧院,被称为正定的“人民大会堂”,县里重大会议都在此举行。但这座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木结构建筑,已成危房。近平提议重新建造。为了保证质量,为了保证工期,大山毅然决然地把铺盖搬到工地,日夜监工,虽然他的家就在千米之内。

  正定隆兴寺是闻名世界的宋代大型寺院,更是一处国宝级文物。但由于年代久远,破破烂烂。若要全面修复,需要资金3000万。如此巨大的投资,是当时全国文物系统除了布达拉宫项目之外的第二大工程。为此,近平频频出面邀请国内权威专家前来考察评估,而大山则奔走于京城、省城和县城之间,往返数十趟,直累得心力交瘁,胃肠溃疡。他蜷卧在吉普车后座上,牙关紧咬,冷汗直流。由于长期出差在外,药罐只得带在身边,白天跑工作,晚上熬中药。最后,终于得到上级部门大力支持,落实巨资。

  这项浩大的工程,还需要征地60亩,拆迁60户。其中困难,可想而知。

  经过千难万难,隆兴寺修复工程终于圆满完成。

  至此,隆兴寺真正成为正定最鲜亮的文化名片!

  春节期间,是别人最欢乐、最放松的时候,却正是他最紧张、最揪心的时刻。九处国保单位,全是砖木结构建筑,最易着火。每逢此时,他昼夜巡视,废寝忘食。别人劝他,他说:“祖宗的遗产,国家的宝物,我负责守护。出一点点问题,我就对不起正定,对不起县委,对不起习书记啊!”……

  正定的文化事业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最辉煌的时期。

  历史已经证明,贾大山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按照自己的理想,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尽到了最大力量。虽然极其苦累,但也极其快活,极其酣畅。

  不啻说,贾大山是那个时期全中国最得意、最幸福的文人!

  ……

  这期间,近平升任县委书记,工作更忙了。但他仍然忙中偷闲,一如既往地和大山相约见面,夜聊。

  春雨润青,夏日泼墨,秋草摇黄,冬雪飞白。岁月如歌,他们共同享受着友谊的芬芳……

  1985年5月的一个午夜,大山已经休息。突然有人敲门,近平请他去一趟。

  原来,近平要调走了,第二天早晨7时乘吉普车离开。白天交待工作,直忙到半夜,送走所有同事,才腾出时间约见老朋友。好在,这个时间,正是他们最畅快的时光。

  关于这一次离别,大山后来从未提起。倒是在近平的笔下,有一段清楚的记载:“……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两人分手时,正好又是凌晨三点。近平最后一次送他到县委门口,四目相对,心底万千话语,口中竟无一言。与往常不同的是,这一次,县委大门敞开着。

  采访时,大山妻子告诉我,那天晚上,大山回来时,怀里抱着两尊唐三彩:一峰骆驼和一匹骏马。他一言不发,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天中午。起床后仍是呆呆地发愣。

  妻子以为他病了,催他吃药。他摇摇头,慢慢地说一句:“习书记调走了。”

  49岁那一年,大山辞去局长,功成身退,回归文坛。

  这个时候,整个文学评论界惊奇地发现,他的小说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梦庄纪事”和“古城人物”系列数十篇短篇小说,微妙而又精确地发掘出文化和人性的敏感共通之处,禅意浓浓,芳香四溢……

  大山已经完全醉心于文学。如果说早年的他曾有过文人孤傲的话,那么后期的他,则十足是佛面佛心了,慈眉善目,与世无争,笑看风云,其乐融融。

  这其中,有一个细节让人惊叹:大山名闻遐迩,却从无一本著作出版。那些年,文学市场清凉。虽然出版界和企业界不少朋友主动提出帮助,但他笑笑说,不要麻烦你们了,还是顺其自然吧。

  贾大山,肯定是当时全中国惟一没有出版过任何图书的著名作家!

  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两句自题诗:小径容我静,大路任人忙。

  近平在南方的工作越来越繁重了,但他没有忘记正定,没有忘记大山。每遇故人,都要捎来问候。每年春节,都要寄来贺卡。

  但大山却鲜有回应。他知道,他的年轻的朋友,肩上有着太多太多的担负。除了满心的祝愿和祝福,他不忍心有任何打扰。

  1995年底,大山不幸患染绝症,近平十分挂念。1996年5月,他听说大山在北京治疗,便特意委托同事前往探视。春节之前,近平借去北京开会之机,专门去医院看望。近平后来写道:“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近平没有食言。仅仅十多天过后,1997年2月9日,正是大年初三,他专程赶到正定。在那个他们无数次晤谈的小屋里,两人又见面了。

  还是那张桌子,那个茶几,那一对沙发。只是眼前的大山,枯槁羸弱,目光暗淡,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红光满面和言辞铿锵。

  近平强作笑颜,佯装轻松,提议合影。大山说,我这么难看,就不要照像了吧。话虽这样说,他还是努力地坐起来,倚靠在被垛上,挺直身子。近平赶紧凑过去。

  11天后,大山走了。

  这是大山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张留影。陪同他的,是他的朋友,他的好朋友。

  癸巳年末,我去正定采访。

  大山的家里,一切依旧,还是三十年前的模样。当年的房屋,当年的木床,当年的书桌,当年的茶几。坐在那里,凝视时空,如幻如梦。恍恍惚惚中,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影子,隐隐约约里,我似乎听到了那时的笑声。惟有那两尊唐三彩骆驼和骏马,依然新鲜如初,精神而挺拔地伫立着,伫立在时光的流影里,相互顾盼,心照不宣,像一对永恒的朋友……

  哦,朋友,朋友,两心如月,冰清玉洁,肝胆相照,辉映你我。

  (李春雷:男,1968年2月生,河北成安县人,国家一级作家,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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