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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舍小家为国家——王海萍、梁惠贞

2021-08-06 11:26 来源:海南日报

 

       歌声,总是在回荡。在海南岛,在上海,在鼓浪屿;在虎巷8号,在火车上,在监狱里,在刑场上;在战友们的记忆里,在以他们的故事为题材的《小城春秋》小说和电影里。

  王海萍与梁惠贞当年唱着《国际歌》,走完了他们短暂而灿烂的一生;《小城春秋》作者高云览呕心沥血,反复吟诵主题歌,“把你手里的红旗交给我,同志,如同昨天别人把它交给你。今天,你挺着胸脯走向刑场,明天,我要带它一起上战地。让不倒的红旗像你不屈的雄姿,永远鼓舞我们前进,走向胜利。”

  以白色恐怖与红色热血为背景,王海萍与梁惠贞的爱情没有留下太多墨迹,但革命领导人,红色伉俪,未到而立之年先后牺牲,梁惠贞身孕8个月就义等铁铮铮的事实,足以让后人深刻铭记。

  夫妻俩没有来得及照一张合影。

  1980年,应厦门党史研究之需,王陛铨将家里唯一一张大伯父王海萍读书时的单人照翻拍了寄过去。

  1950年,陶铸来海南寻找两人的家人,却只找到梁惠贞家,拿走了她唯一的那张学生照。

  英姿勃发与笑靥如花的两张脸并在了一起,镜头便穿越90个春秋,伴随着轮船汽笛鸣响,两人分别离开海南岛北上追求革命。

  

  相识———革命同乡

  “他们在海南并不相识,去到上海才见面的。”王陛铨说。

  1922年秋,王海萍琼崖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沪江大学。5年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海南共产党人遭血腥屠杀,梁惠贞在党的安排下来到上海。

  推开海口市长流镇堂善村王海萍故居的门,王陛铨开始讲述沿自老一辈人嘴里,以及他后来了解的关于大伯的故事。

  赴上海前,王海萍父母强烈要求他必须完婚才能离家。王海萍答应去上海前一天完婚。结婚当晚,王海萍拉着小舅子在堂屋聊了一整晚,谈人生、谈理想,就是不进洞房。

  第二天一早,王海萍匆匆搭上了北上的轮船。

  “我们家人直到解放后才知道大伯已经不在人世了,没想到当年一走,大伯经历了那样轰轰烈烈的十年人生。”王陛铨说,大伯离家前晚说得最多的话是“志存高远,志在中华曙光”,后来又数次写信回家请求离婚,劝前伯母改嫁。

  从海口市府城忠介路拐进马鞍街111号,梁惠贞大哥的女儿梁起尧推开她姑姑故居的门,镜框里那张年轻俏丽的眉眼依然生动传神。

  “我爷爷娶了三房妻妾,连佣人一大家子。我奶奶也是梁惠贞的妈妈,老人家小脚,抽鸦片,经常躺在床上跟我念叨姑姑。”梁起尧说。在奶奶嘴里,姑姑那么漂亮,又那么叛逆,不愿守在家里当大家闺秀,总是跟革命女豪杰刘秋菊混在一起。

  梁惠贞之所以叛逆,梁起尧认为跟家庭环境有关。看到自己母亲扭曲的双足,犯烟瘾时涕泪横流的样子,梁惠贞一心想冲出旧社会束缚女性的牢笼。

  1926年,梁惠贞于广东省第六师范(设在海南岛)毕业,此时她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梁起尧谈到梁惠贞离开海南前有过一次婚姻,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爱人分道扬镳,一方执意逃去越南,另一方却坚持追随革命。

  “许多革命同志人头落地,血流成河,上海也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梁惠贞如椰树那样坚韧不拔,像海燕那样与风浪搏击。”从事党的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解放后任厦门人民广播电台台长、中共厦门市委党史办公室兼厦门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胡冠中在他撰写的《梁惠贞》一文中如此描述。

  王海萍与梁惠贞在上海的相识过程只有胡冠中记叙的一句话:“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过程中,梁惠贞同海南岛另一位共产党人王海萍认识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不久,王海萍遵党中央派遣,从上海到福建加强党的领导力量,梁惠贞仍然留在上海。1928年,经组织批准,王海萍与梁惠贞结为夫妻。

  

  重逢———鼓浪屿呢哝

  革命年代的爱情,永远排在伟大事业的后面。

  梁惠贞1927年到上海,同年王海萍又被派去福建,两人相识并迅速点燃爱情,却相守不到一年。

  1929年秋,梁惠贞经党组织批准,由上海南下福建,来到丈夫身边,到设在厦门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工作。

  直至2013年5月,王陛铨才重走了大伯王海萍与大伯母梁惠贞共同生活的地方。

  鼓浪屿上的虎巷8号是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面积不到200平方米。作为上世纪30年代初福建革命斗争的指挥部,中共福建省委机关就秘密地设在这里。

  “地方很小,办公、生活都在一块。”王陛铨说。

  在海口党史研究者李汉平著《英名荡南天———追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王海萍烈士》中记载,虎巷8号住着一些讲广东话、海南话和福建话的青年男女,其中有一对很亲密的青年,就是王海萍和梁惠贞夫妻。

  如今游人如织的鼓浪屿,曾留下过这对红色恋人的足迹。

  由于梁惠贞担任省委政治交通工作,常来往于厦门与上海之间,“即使是在怀孕期间,交通工作也从未间断”;王海萍先后在福建省委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闽西暴动总指挥,党委军委书记,两人工作任务都十分繁重。

  “他俩从来都以工作为重,很少在一起到公园或海边散步。但有时候也会在中山公园或港仔后海边,手挽手、轻声细语。”从胡冠中回忆文可知,只有两人独处时才用海南话交谈,“梁惠贞长得很美,穿一件浅蓝色旗袍,外罩一件米黄色毛线外套,平底布鞋,朴素而雅致。同一个机关工作的同志都说他俩是天生一对好夫妻。”

  能够查找的资料都描述这对“革命伴侣和模范夫妻,在工作上互相勉励,发挥各自才智,为革命事业做贡献;在生活上则互相关照,过得幸福美满”。

  

  牺牲———火焰般燃烧

  美满时光不随人愿,还不到2年,这对夫妻便遭遇了生离死别。

  1931年3月25日,虎巷8号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包括梁惠贞在内的6位在家的同志不幸被捕,党内文件财物被洗劫一空。当时的代理省委书记王海萍因外出办事幸免。

  身怀6个月胎儿的梁惠贞与其他同志一起,被关押在中山公园西边公安局拘留所里,度过了三十多个朝夕与死神相伴的日子。

  在敌人残酷严刑拷打和不择手段威逼利诱下,“省委政治交通,与上海党中央联系,其他同志住所均安然无恙,这证明了梁惠贞和其他被捕同志坚贞不屈,守口如瓶。”胡冠中记载。

  当年5月1日凌晨3时,梁惠贞与其他同志被押赴刑场,一路高唱《国际歌》,“共产党万岁”,以及慷慨激昂的演说……直到厦门市郊刘厝村后山头上的枪声响起。

  王海萍此时的心情只有两处史料可以见证。一处是在他写给党中央和在上海的罗明的报告中,“一批忠实的同伴为此离开了,在艰苦工作过程中不能再见到他们,明兄我哭了。”“自然我绝不怕困难,不能因此悲痛消极,只有再接再厉地前进,为同伴们算总账!”

  另一处则是黄一石《终生难忘的战友———纪念省委书记王海萍同志牺牲五十周年》一文中,梁惠贞牺牲几个月后,黄一石见到王海萍,“他更瘦了,胡子更长了,从前满脸笑容,这时是十分严肃。”随后两人搭上离开厦门去福州的轮船,疲倦之极的王海萍睡了一觉醒来“开始低唱《国际歌》,一遍又一遍,唱得悲壮激昂,唱得我掉下眼泪。他终于哭了,泣不成声。一会儿,他擦干眼泪,抬头劝我‘小鬼,不要哭了,革命总是要牺牲的,几个同志牺牲了,还有全省的几千个同志在奋斗,共产党人总是杀不尽斩不绝的。’于是我们又低声唱起《少年先锋队》队歌,唱着唱着,战斗情绪又象火焰般熊熊燃烧了。”

  1932年7月,王海萍回到厦门,由于叛徒出卖被捕,不久光荣牺牲,时年28岁。梁惠贞小王海萍一岁,牺牲时26岁。一对恋人,一段时代爱情,就此化作永恒。
 

 

 

[ 编辑: 周彦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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